我们为何对母校失去了敬意

文/魏剑美

厕身校园忝为人师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学生越来越对学校失去好感，校友越来越对母校失去敬意。不少毕业生提到母校都是一脸的不屑，我亲耳听武汉某名牌大学一个女硕士发誓：此生我绝对不会提到是那里毕业的，它让我感到耻辱！原来她报考该校研究生时两次名列第一，却都被拒之门外，后来那次甚至连复式资格都没有给她。要不是具有秋菊性格的的她四处鸣冤惊动了媒体，又有当地的亲戚帮着张罗，恐怕她熬更过夜苦读的两年时光都只能付诸东流。

公平的丧失在今日的高校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加大，各种各样的怪事层出不穷。考博固然早已经沦为“考钱”和“考权”，某学院招博时居然演出一幕“慧眼识珠”的精彩好戏，将第一至第七名统统淘汰，单单挑中了第八名。还有一个够狠的导师干脆将除自己中意的对象之外的考生一律判在60之下，而给目标对象打出98的高分，这样即便该目标对象公共课不合格也可以以“专业优异”为理由为之申请破格录取。人非圣贤，为人师者如果只是略有倾斜倒也情有可原，但起码应该心怀愧疚而不是自以为得意。笔者亲耳听某教授炫耀他一个在京城做博导的亲戚，其门下招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批课题、拉赞助、出专著，无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该教授言语间那副得意洋洋、仰之弥高的神色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教育者的无耻。即便是相对规范的高考招生，也仍然让人无法释怀，笔者就见识过作文写得还比不上小学生的新闻系“高材生”。令某校老师感到困惑的是，总有那么一些学生，明明考分没有及格，但却能顺利毕业。个中机巧，实在颇费猜疑。试想一下，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对教育者生出敬意、怀有感情？

高校官僚化建制体系事实上是一切弊端的渊薮，在以部、厅、处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模式中，作为专业权威的“教授”成为一种身份标签更多地贴在了“书记”、“处长”们身上，而真正的学者大都在核心权力和核心利益之外。怪不得有人感叹说，以前是教授做官，现在是官做教授。对官本位者来说，大学的职位和其他任何机关的职位一样都只是一种权力来源，最重要的是理顺上下级关系，而不是追求某种出世的独立精神。正因为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之下，为了讨好党政领导而邀请其来学校做兼职教授、博导就成了高校的流行风景，副省长、副书记甚至厅长、市长们就这样鱼贯而入，一个个“仕而优则学”了。某省两所学校为争夺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来本校做客座教授而费尽心机，最终如愿者洋洋得意地宣称这是该院当年的头一件大事。湖南某高校校报做过一头条新闻：《海南省委副书记某某某来母校视察》，校友“视察”母校，而且还跨省“视察”，真算得上拍案惊奇的一件趣谈了！

媚权的同时，高校还比赛似地媚俗，今天你聘赵本山做教授，明天我就请“超女”做演讲。你破格录取奥运冠军，我就让人家硕博连读。你提供免费食宿，我就让导师上门辅导。高校本应该是学术至上、探求真理的圣殿，结果却变成了三教九流的大秀场。学术的尊严被当作儿戏，教授的头衔被廉价地甩卖，这样的学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尊重她、敬畏她？

还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学生和学校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对峙。不少教师感叹：现在的学生思想上真是彻底“市场化”了，动不动就嚷嚷“我交了钱的，我有权利要求怎样怎样”。但问题是，“产业化”的规律本应该如此。要人家交钱时视人家为产业对象，在质量保证、“产品”推销时却不又想履行“生产者”的职责了。怪不得有人感叹：我们有着世界上唯一收费的“义务教育”，还有着世界上唯一不负责任的“产业教育”！

西方有句话说：“让耶稣的归耶稣，恺撒的归恺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神教、俗权、学术形成“三权分立”关系，都有着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和尊贵。也正是这样一种信仰，让哈佛、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做出一些让我们这种教育背景下的人吃惊的举动：前者婉拒了美国总统里根名誉博士的要求，后者谢绝了阿拉伯巨商千万巨款的捐赠。即便是身处军阀压力之下的清华大学，也曾经于1923年有过触犯龙颜的举动：拒绝黎元洪、冯国璋两位总统大人的公子免试入学，尽管他们愿意出数万光洋的赞助。

现在的大学一个个嗓门高昂地宣称要“创世界一流大学”，但如果连自己的学子都无法心生敬意，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一流”和空中楼阁会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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