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读过的书（1）：《左传》

    传春秋末左丘明著。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时，学堂曾开有汉文课，其中就要读《左传》。鲁迅多次引用该书。

   《灯下漫笔》引《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鲁迅补充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鲁迅认为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样一种循环，因此应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个意见，几乎可以看做鲁迅最重要的历史观。

    鲁迅认为中国人正在给征服者以“大宴”，“到了我们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基于这个历史观，鲁迅认为那些赞颂中国的外国人是有问题的，而诅咒中国的外国人才是可信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真是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作为一种坚定的现实批判精神，鲁迅这个姿态没有问题。鲁迅正是看到了社会不公平和正义的稀缺，看到了“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遥不可及，因此他那种悲愤以及渴望诉诸于“革命”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正义社会应该和平演进，而不是疯狂建构。对于社会进步的展开，和平演进是成本最低、最有希望规避流血和治乱循环恶圈的政治理性。显然，从洛克、柏克、托克维尔一直到波普尔的政治哲学，这类理性意见，在鲁迅那里始终没有形成其精神思想资源。这是鲁迅的局限性所在。理解鲁迅的成就，也应该理解鲁迅的局限性。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中，有一个议论：“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鲁迅寄希望于青年人能够实干，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民气”这样的堂皇情绪。“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炼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地干下去。”但他同时说：“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鲁迅这个意见，对于克服传统以来的堂皇情绪应该是一剂清醒剂，很重要。引文“再而衰，三而竭”就出自《左传·庄公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