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之问”求一解

    近来，陆续读了一些记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工作、学术发展的书籍，譬如《陈寅恪与傅斯年》《我的父亲顾颉刚》等，颇有些感想。感想之一就是民国时期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大师级人物倍出，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识分子收入高，当是最重要的原因。学术发展需要宽松的环境，更需要无忧无虑的生活做后盾。

    今天人们对“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钱之问”求解很多，但最根本的一点却忽视了，那就是极大地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让他们不畏稻粱谋抛却功利心有闲有趣去参与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特别是1912年到1936年的“银圆时代”（这24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圆，而不是后来的纸币，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银圆时代”）中国的物价基本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很高，据新华网报道，在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元。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胡适1917年，不满27岁就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当时，他拿260元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元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元），每月还有200多元节余。

    1925年6月清华研究院成立时，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的月薪是400元。1935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陈寅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是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其父陈三立也从南京迁到北京城内居住，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面家务都由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

    除工薪收入外，知识分子的稿酬也丰厚。根据1922年10月梁启超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约合今人民币800元）。

    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完全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不独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也比较高。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其他行业的情况如何呢？

    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如何，不说也罢。“钱之问”振聋发聩，但知识分子待遇若不大幅度提高，破解仍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