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新华网论坛，向摄影者致谢！）

母亲与我

（一）

    母亲是2010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日）晚上10:35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天下午，我有辅导任务。6点钟下课回到办公室，看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是二哥的，不知为什么，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回拨过去，二哥说母亲住院了，但没有大碍，他与大哥在医院照顾，让我明天过去一趟。我不放心，把情况告知妻子的同时，又打电话给二哥详细询问情况，二哥说正在输液，病情稳定，我才稍微安心。

    晚上7点是单位例会，心急火燎参加完会议，就向主任请假，拟定明天去医院陪床；就给在卫生局工作的堂弟打电话，让他联系医院院长，给予必要的照顾。做完这些，我匆匆回家吃晚饭，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9:30，二哥来电，问我能否赶去医院，我一听头都大了，立马揣上二千元钱跑到小区外面的大马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往十多公里外的辛寨医院赶去。10:30，我来到母亲所在的病房，看到母亲身上插着监护心脏、血压情况的仪器和导尿管，口鼻吸着氧气，泪就下来了，我焦急地询问大哥：“怎么这样严重？”，就见监护仪器上母亲的心跳从90到80到70到60，血压也不稳定，二哥赶紧叫来医生和护士，打强心针，进行紧急抢救，但已经是回天乏力。在我们哥三的注视下，母亲的心跳和血压都慢慢归零，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我默默地掏出手机，记清了这个时间是10:35。

    母亲享年77岁。

（二）

    后来，听两个哥哥讲，5月3号下午母亲小解时不慎摔倒，因为父亲患过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无法拉起母亲。恰好，二哥前去照顾母亲打点滴，目睹了这一场景，就慢慢扶起了母亲，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头脑很清醒，还告诉二哥中午吃了半碗面条。但给母亲穿外套时，发现母亲已经手脚发软，口中喃喃不已，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二哥。他马上电话通知了大哥，两个人赶忙送母亲去了医院。

    据父亲和二哥的回忆，大哥背起母亲离家时，母亲两只手忽然非常有力地把住了门框，是父亲和二哥将母亲的手掰开的。我深知，母亲是不愿意离开家的，也许潜意识里她认为这一次自己真的不行了，走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两个哥哥还对我说，母亲住院后，头一直偏向病房门口所在的北方，一动也没有动。我明白这是母亲盼着我——她的小儿子来见她最后一面呢。我走进病房的一举一动，母亲都是知道的，母亲就是在我赶到她身边五分钟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三）

    5月4日零时，我们哥三陪伴母亲返回故里。

    载着母亲遗体的灵车临时停在大街上，大哥守着母亲，二哥去通知三叔，我负责回家安慰父亲。我强忍着泪水，把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字斟句酌地对父亲说：“我娘这次摔得很重，医院虽然全力救治，但起色并不大。”就见父亲嘴唇哆嗦，手抖个不停，我握住父亲的手，把他安置在沙发上，询问了母亲摔倒前后的一些情况，父亲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大约十多分钟后，三叔来了，我让他陪着父亲去了另一个房间。

    大哥将母亲的遗体背回家中，二哥通知邻村的二姐赶来，找出母亲的送老衣，我们哥三一起给母亲穿戴一新，强忍悲痛布置了灵堂。天色微明，已经心力交瘁的我们将母亲去世的讯息通知了她的另外三个女儿——我的大姐和两个妹妹。她们三个的哀伤是可想而知的，她们抱怨没有及时通知她们，没有让她们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但谁能想到母亲走得这么急呢？

    母亲在夜间去世，是我决定要等到天明才通知大姐和两个妹妹的，大姐家的小儿子去年刚刚意外丧生、两个妹妹都抚养着小孩，半夜打去电话肯定让她们心惊肉跳的。母亲已经故去，早一点通知，晚一点通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还是让哀痛来得晚一点吧。再说，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半夜惊扰她的女儿，因此，我就擅自做了这个决定。

    5月5日，按照乡村的殡葬习俗，我们安葬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