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三哥

    三哥是我们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他1983年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赴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去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从此就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位有才华的人，却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在赴美第九个年头的时候，他不幸罹患脑瘤，尽管有极其先进的医疗技术，有全家人各种形式的不断祈祷，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年，他驾鹤西归，让我哀痛不已。

    三哥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爱说话，平时总是默默的，但他极有爱心，对弟弟妹妹特别关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育了四个男孩的二叔二婶特别喜欢女孩，二婶和父母商量过继我的三妹作为自己的女儿，父母同意后，将已经三岁的三妹送到了二叔家。三哥知道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根青脆的黄瓜，硬是将三妹哄回了家，并再也不允许父母将三妹送人，哪怕是送给自己的亲叔叔家，也不行。我小时候，农村的管理体制是公社——大队——生产队，村里的菜园是生产队的，所产青菜都是公家的，我不知道三哥是怎么弄到一根让人垂涎欲滴的鲜嫩黄瓜的？不过，由于我小时候很少能够吃到新鲜的黄瓜，三哥手里的黄瓜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故而也让我对三哥用一根黄瓜换回三妹的事情记忆特别深刻。我上高中的时候，三哥已经在上海读研究生。每个假期返回家乡，他都给哥姐弟妹买一些紧俏的物品，印象中，她曾经给妹妹买过精美的头巾和鲜艳的羽绒服，在二十多年前的农村，大冬天能够穿上羽绒服装，确实是引领时尚的。

    三哥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一直特别关心，高三的时候，他从上海给我邮寄了27块钱的复习资料，帮助我消除弱科，提升成绩。大学四年，我更是得到他的诸多教益，他从海外不断给我写信，向我介绍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托他在济南的大学同学照顾我的生活，并把自己读博士期间做的一些研究报告、讲演的英文稿寄来让我熟悉他的专业。从内心里说，三哥是希望我大学毕业后到国外去深造的，可惜，我那时候不能深切地了解他的良苦用心，没有能够用功学习。我参加工作分配到乡下中学教书后，三哥来信鼓励我好好工作，不断学习，争取考上研究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其时，我正深陷在对世事不公的埋怨中，有些自暴自弃，对他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三哥的感恩情节很重，他属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每逢假期，他必定抽出专门时间，拜访他的初中、高中老师，给老师带去一些礼品，向老师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他生病后，曾回国一次，就住在我县城的家里，他特别要求我带他专程看望了多年不曾见面的几位老师，并请他们到饭店聚餐，表达对老师的深深敬意。

    也许是生在贫困家庭的缘故，三哥从小就很节约。记忆中，他上大学前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拣拾两位哥哥的旧衣服穿，他上小学、初中、高中用的本子都是正反两面都用，一些油印试题的反面也被他作为演算数理化题目的草纸。他出国那年，二哥去上海拿他的东西，他给二哥留下了几百元钱和足够吃一个月的饭票，他的老师和同学对二哥说：“你弟弟太节俭了，根本不舍得买吃的和穿的。”他去世前一年回国看望父母和亲朋，十天后，我送他去上海他岳父家，在帮助他洗澡的时候，我发现他还穿着在国内读大学时那件有着白色竖线的绒线秋裤，就脱口而出：“你怎么还穿这样的衣服？”三哥仅仅回答了两个字：“是啊。”我心里酸酸的，强忍住眼睛里的泪水，要知道这样的秋裤连我都已经不再穿了，可我的三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的人，竟然还不舍得扔掉。

    三哥童年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在一个土崖上玩耍，其中最刺激的一项游戏就是从陡坡顶上下滑到崖底，三哥也做这样的游戏，可他在下滑过程中偏离了方向，眼睛被长在土崖上的树枝划伤，造成一只眼睛近乎失明。1978年，他刚刚学完了高一课程就参加高考，成绩远远过线，但因为眼睛的问题没有通过体检，他非常难过。接下来的一年，他边治疗边读书，但因为眼睛疾患属于旧伤，并没有多大的效果，这一年他考入了山东师范学院化学系。后来，他在加拿大留学时，做了眼部手术，那只受伤眼睛的视力才有所恢复。都说大难之后必有后福，但三哥经历了不少苦难，在日子刚刚好起来时，却患上了脑瘤，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愣怔了很久。三哥在美国做了头部开刀手术，并一直用药物维持着，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二哥和父亲办了因私护照，并陪着二哥去北京美国驻华使馆签证，让二哥去美国待了半年。三哥回国住我家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胖，有二百多斤的样子，手有些颤，走路也不稳当，每顿饭后，他都要服用成把的药物，我看着非常心疼，就尽量变着法子讲一些趣闻让他高兴，有一次，我讲到第一次坐火车眼见有钱人吃烧鸡喝啤酒而我馋得直咽口水的情景，边说边学吃鸡人撕鸡腿的动作，逗得他哈哈大笑。作为一位专门从事药物研究的学者，他对自己的病情是非常清楚的，我劝慰他：“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你的病一定会好的。我们期盼着你过几年，再回国探家。”他冷静地对我说：“不可能了，我的病是治不好了”，我无言以对。

    因为父亲的赴美签证遭到了拒签，三哥过世的时候，老家没有人在他身边，我想他一定是特别孤独。他去世后不久，三嫂给我寄来了三哥的遗像和追思会的各种照片，我心如刀割，我知道三哥永远地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了，他生前是默默的，死后也是孤寂的。我把这些照片保存了起来，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常常心绪不宁，但我又不能不隐瞒自己的感情，我不能让年迈的父母知晓事情的真相。等心情稍为平静后，我用笨拙的笔写了《怀念三哥》一文，于清明节之际发表在《山东工人报》副刊上，来寄托我的哀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哀伤淡了，但对三哥的思念却浓了起来，三哥的影子也多次到我的梦中来。虽说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但美国中国还是遥遥万里的距离，我不可能亲身到三哥的墓地祭拜，只好在每年旧历新年前夕去给祖母上坟时，抚摩着碑刻上他的名字，在怀想祖母的同时，缅怀我挚爱的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