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然而在宋代的某一个时期，一些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却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是为什么呢？看看下面几则故事吧。

在宋代每有灾难发生，皇帝总是颁布大赦来减少灾难带给百姓的痛苦，宋神宗熙宁年间，六年之内颁布了两次大赦令，虽然皇恩浩荡，但一些不法之徒却没有心怀感恩，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婺州有个叫卢助教的富人，靠着盘剥搜刮起家，佃户们平时都厌恶他，可是也拿他没有办法。一次，卢助教来到一佃户家里，不知什么原因，被父子四人捉住，投进一大的石臼内捣成肉泥。官府捉拿父子四人下狱，经过审讯，父子四人都认罪伏法，恰巧正遇朝廷大赦，父子四人均被释放，然而他们并不悔过，反而再次跑到卢助教家里侮辱嘲笑其家属说：“卢助教怎么不到庄子上收谷子了呢？”卢助教虽然是大户人家，即使告到官府，地方官也不敢对抗朝廷的特赦令。

州郡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对犯人产生怀疑一般都会重新审理，并根据再审情况量刑定罪，这大概可以体现朝廷的法外开恩，但是如果不管什么样的犯人或不论罪恶轻重一律放纵，就会危害国家的法制。耿延年掌管江东刑狱时专门从事保全死刑犯性命的行为，他的用心本是善良的，然而江西南康有一妇女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证据确凿，社会反响极大，耿延年却一心为她开脱罪责，反而把负责此案的官员定罪下狱，致使真凶逍遥法外，耿延年的做法虽然出于保护弱者的善心，但却背离了法律。

洪迈任赣州郡守时，一名士兵逃出军营跑到外地，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当地村民，被害人的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但因为穷，害怕打官司要花钱，就焚烧了弟弟的尸体，事发后，那位士兵和被害人哥哥都被抓进监狱，因杀人时没有证据，又无法验尸，因此审理后将二人都作了发配充军处理。判决上报到郡守洪迈处，洪迈没有批示而是主张再次审理，结果重审还未结案，那个士兵就死在监狱里了。这个案子使洪迈想起了以前神宗皇帝亲自审理的一桩命案。

宋神宗元丰年间，安徽宣州有一个叫叶元的人，因为兄长奸污了自己的妻子而杀了兄长，又把兄长的儿子也杀害，并强迫父亲和嫂子立下契约，不向官方提起诉讼，然而街坊邻居知道后就向官方告发，受理案件的州官因同情叶元，向上请求免除他的罪过。审刑院启奏皇上打算免罪，神宗皇帝说：“有罪的人已经死了，所谓奸乱的事只是出于叶元之口，这不足以定罪，邻居很难知道内情，反正有罪的人已死，叶元也情有可原，可是他不该杀了哥哥再杀害无辜的侄子，还强迫自己的父亲嫂子，这就是违逆天理，败坏人伦，虽然出于对妻子的爱心，但也应该定死罪。”这个案子给洪迈指明了方向，他说，皇上日理万机，竟然对民间案件作出了合情合理的判决，神宗真是一位明君啊。

宋神宗熙宁七年天遇大旱，皇帝又一次准备颁布大赦，这已经是一年内的第二次大赦，王安石建议说：“商汤时遇到大旱，汤王以六件事情没有办好而颁布了罪己诏，其中之一就是责问自己为政有无节制，现在如果一年之内三次大赦，那就是为政没有节制，况且这也不是消灭或减少灾害的办法。”神宗听从王安石劝谏，放弃了特赦打算。从以上故事可以看出，封建时代人情与法制并存，这对于社会制度的完善的确是一种弊端。（不敢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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