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向民间发起了最粗拙最令人无语的“攻击”，那就是猝不及防地给人一个尴尬，让人难堪：无论在何时何地，抓住一个人，上前就问：“你幸福吗？”

    一个媒体，原则上讲可以向它采访的对象问任何问题；但这个原则绝不可以滥用到毫无智慧、毫不研究受众身心状态，自顾自话地问所欲问。“任何问题”绝不是不着边际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令被问者无从回答的问题------傻瓜问题。一个好的私人聊天，都要求双方的互动和精神状态的基本一致；何况一个要做成面对广大公众的问题？

    人的物质状态分很多层差，人的精神状态更是层次众多：高兴、快乐、快感、满意、知足、愉悦、幸福------幸福不是一个简单易感的东西，它需要的因素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一个百万亿富翁死去，三个儿子阴谋诡计地互相算计、争家产、上法庭，最后各分到几十亿的钱币，但能说这三个儿子幸福吗？顶多是阴谋得逞的快感，泉下的老子有知，能幸福吗？《麦琪的礼物》中麦琪剪了丈夫最喜欢、自己留了多年的一头金发，为丈夫的传家金表买回了他最中意的表带，而丈夫则卖了金表，给麦琪买回了她中意许久的金梳子，圣诞夜，两个将自己最心爱东西换成对方最渴望东西的恋人，留下了幸福的泪水。这样的幸福，无法言说；这样的幸福，是双方身心灵的交融。幸福不光是笑脸。

    当然，央视发此一问，还大张旗鼓地播了好多天的目的，也属司马昭之心，无非是要让人们讲出这许多年来中国普通家庭的可喜变化。那么，直接就各家实实在在的变化设计几个问题，不就可以了吗？还要故作问得含蓄有水平地问“你幸福吗？”这个沉在人类精神领域很深层面的问题，这个需要多种因素才能做出美好回答的问题，自然令人猝不及防。所以，一众百姓，有几个回答能让人心动？所以有所答非所问地“我姓曾”的，有回答得不配阐明“幸福”二字的；就连央视记者拿此话问过莫言，这位刚获诺奖之人，也是一脸冷漠，给出的回答也实在有失“诺奖得主”应有的水平。幸福不是简单的东西，它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富有、社会与家庭的和谐、现实与未来的美好等等多种因素，不是浮在浅表的东西，怎么能这样肤浅地单刀直问呢？更可笑的是，央视居然还把“我姓曾”这样的回答，单出来作为妙不可言的回答，又一次在电视和网上强调了一番，令我跌了好几副名贵的眼镜。

    媒体是大众传播的工具，但在传播过程中，是弱智地低级迎合，还是精英地引领文化，其间当然要对媒体从业人员有所考量。绝不可领导拍脑门地刻意亲民、刻意文化，又怎可敝帚自珍地一错再错？“我就傻了，你怎么地吧”的思维状态和做事方式，实在不是一个大媒体该有的范儿。

   《黄永玉自述》中有这么一则，录此绝不只为一笑。

    最乏味的记者访问：

    记者：听说你素食？

    答：便宜。

    记者：你道德高尚，不拈花惹草。

    答：阳痿。

    记者：你的文学成就一流。

    答：我抄别人没注意的书。

    记者：你滴酒不沾。

    答：改吸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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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则是永玉老对无术媒体人的极好揶揄，可否令我们的媒体人以后，好好地研究研究自己该如何有质素地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