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辽代的“持念”称呼袭自于唐、五代

由前述可知，数息观即是持息念，那么，持念就是持息念吗？

笔者注意到，在唐代，“持息念”已简称为“持念”。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以下简称《入唐》）就多处记载着与持念有关的僧人和事项（笔者按：为方便理解，笔者对所引相关文字均作通行句读。）。如：

《入唐》卷第二：

（开成五年五月）十六日，早朝，出竹林寺。寻谷东行十里。向东北行十里，到大花严寺。入库院住。斋後，入涅槃院见贤座主。弥高阁殿里讲摩诃止观，有四十余僧列作听讲。便见天台座主志远和尚在讲筵听止观。堂内庄严，精妙难名。座主云：将第四卷毕，待下讲。到志远和尚房礼拜。和尚慰问殷懃。法坚座主从西京来，文鉴座主久住此山。及听讲众四十余人，并是天台宗。同集相慰，喜遇讲庭……大花严寺十五院僧，皆以远座主为其首座……次入般若院礼拜文鉴座主，天台宗，曾讲止观数遍……³⁸

《入唐》卷第三：

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呈上志远知尚，请决释。志远和尚云：“见说天台山已决此疑，不合更决。”不肯通矣。晚际，与数僧上菩萨堂院，见持念和尚。年七十，适见可卌来也。人云：“年高色壮，得持念之力。”³⁹

从开成五年五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圆仁所记的其所见之僧人及讲筵内容信息看，我们至少能清楚地知道以下几点：一是，时人称高僧志远和尚也兼修持念法并达到很高的阶次。另，圆仁一行在大华严寺见到另一位持念僧，其“持念”修为极高，年高七十，看上去像四十岁，僧人们都认为和尚得益于“持念之力”。据此，笔者认为唐朝的这种持息念修持，已简称为“持念”。二是，志远和尚主修天台宗，圆仁当时所见其周围多是天台宗僧人。

另，《入唐》卷第一，记有开成四年閏正月二十一日，天台山禅林僧“敬文又亦來，筆言通情。已後相續來語話。就嵩山院持念和尚全雅借寫《金剛界諸尊儀軌》等數十卷。此全和尚現有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兼解作壇法。”⁴⁰此处有嵩山院全雅和尚名前亦标示“持念”二字。还有，因为日本请益僧圆仁本身就是奉天台宗的求法者，所以，内心对于天台止观颇加注意，在长安巡礼时即“每向诸僧寻问持念知法人，未得的实。”⁴¹言此事时，时在开成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同年的九月六日，特记云：“早朝。当院僧怀庆持念为业。”⁴²，在怀庆和尚介绍长安城内诸寺高僧时，言青龙寺“彼寺虽有西国僧，未多解语。持念之业，不多苦解。”⁴³云云。《入唐》卷第四在记载会昌五年三月条流僧尼还俗之事时，说到外国僧，记有在长安的“南天竺三藏宝月，兼弟子四人，于中天（竺）成业，并解持念大法……”同时，圆仁应对条流佛僧时要携带物品中就将“所写文书、持念教法、曼陀罗等装裹讫。”⁴⁴如此等等，《入唐》所记有关“持念”至少有8处。另据大柴清圆《圆行入唐求法行迹考—以青龙寺出土三钴杵与金刚峰寺所藏三钴杵为中心》文中所记，当年与圆仁同入唐的圆行和尚有幸被批准随日本国大使入京。圆行法师回返时长安青龙寺寺主圆镜和尚等委托其带回赠给实惠法师的赠礼。其中领衔和尚圆镜之后就有十位名前结字“传教内供奉持念大徳”的高僧。⁴⁵并且，在这里出现的“持念”僧人多与天台宗有关。

搜捡唐人墓志，笔者也发现了唐朝僧人有名前标示“持念”者。如《唐代墓志彙编续集》之“大中〇五九”《大唐故僧录灵宴和尚墓志》中就记述了僧人灵宴曾师从旧崇福寺广济和尚。墓志记载这位广济和尚名前结字为：“旧崇福寺翻经五部、持念、翰林待诏、检校鸿胪少卿、赐紫。”⁴⁶由此结字我们可知广济和尚是位名副其实的大师。他的名前把“持念”与译经、俗职俗官、服色同时标出，可见其对于自己所具“持念”特别在意。

笔者于五代时期墓志中也发现有“持念”的信息，如《左環墓志》的书丹者是左環的侄子——僧人继真。其署款为：“姪男持念大德继真”。⁴⁷其时为后梁同光二年（924），此时距唐亡仅17年。

由上述论述可知，持念即是持息念、数息观，辽时僧人名前的“持念”是承袭了唐、五代的称呼。

五  对辽代持念僧身份的分析

在上述附表辽时42位僧人中，有33位僧人名前单标有“持念”二字，其余9人为兼标。如兼标教内司教、司职者，有寺主持念沙门可成、寺主持念沙门行纯、首座持念沙门思贤、首座持念沙门季令、典座持念沙门去结、山主持念沙门运丘、殿主持念沙门善谈。还有两位获有大德之号，即持念大德沙门宣昭、持念大德寺主沙门奉德。这9位应是有相当学识的高僧。从实际情况分析，单标有“持念”的，可以视作业修类标示，同时许多持念僧极有可能为教内司教者。後9位有兼标的僧人均应视为持念修持的司教者。我们要认识到，对于那些在“持念”之外又有兼标的僧人，他们在教内的“阶位”都是很高的，否则他们不会被任命或推举为寺主、首座、典座、山主等重要职务，更不会被官方加为“师德号”。从这点上说，笔者认为这一类的僧人多是在持念方面造诣很深的。另外，前引《入唐》所载持念僧都是高僧，五代的继真和尚也是荣膺大德号的，因此可以推定，这些僧人都在持念修持方面造诣高深。

因为所涉持念僧的有关信息很简单，所以笔者暂时无法判断其所属的宗派。辽朝佛教文化呈融合通汇的特点，僧人也以显密圆通为最高追求，⁴⁸所以，也不能以这些僧人所处的寺院之主奉宗派来断定其所属宗派。但是，从《入唐》所载和辽持念僧众来看，许多辽朝持念僧多是奉天台宗的。⁴⁹

余话

辽代灭亡后，僧尼转为金人治下，其各宗派并没有因朝代更替而陡然灭失，所以，我们在碑刻里还能发现持念僧的信息，如出土于河北固安县金天眷元年（1138）的《宝严寺舍利塔石函铭》刻有“兴教寺持念沙门道”字样。⁵⁰此时距辽亡仅13年。在杨卫东先生的《古涿州佛教刻石》一书中，有一篇金大安元年（1209）刊立的《普照塔幢》，因刻石保存不好，著者没有出录释文。但，笔者在其幢的拓片的第八纸的“题记”末尾发现有两处僧（沙门）名前标有“持念”二字。即：“持念沙门德謹、持念沙门德光”。⁵¹ 最近笔者还读到《对<</font>房山石经>中镌刻书法的几点认识》，⁵²其中张永强先生提到了新发现的旧拓本金代僧人即忍造密教真言幢，未见著录，其幢题记中有“习定禅师讲经律论沙门澄元，持念沙门僧即选”。类似这样的经幢原来会很多，由于保护的不当，或毁灭，或损毁，所以资料丧失很多，也影响到我们对于持念僧群体的全面认识。

对于辽时期持念僧身份的判断和认识，要提醒注意的是，“持念”与“持”、“诵”、“持诵”、“习”不能同视，应将“持念”与“持息念”和“数息观”一并考察，如此，才能全面地理解其含义。

说明：本文发表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