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学校，那十年

  文＼惠振坚

　　曾在县城中职校当了十年教师。那十年也是中职校延口残喘的十年，当时县一级中等职业学校的窘况都相差不大，文化课教师显著多过专业课教师，采用普通学校的上课模式，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憋屈得慌，学不到正经的技能，学生谈恋爱、打群架成了主业。所以当时也无怪乎社会与家长都不看好职业学校，都自发地认同把孩子放到那样的学校里就等于放弃了，就等于毁了。就连我们教师自己也不看好。

　　我在那所学校里当英语教师，课堂上其实就是自言自语，就是说错了，也不会有学生能够发觉，这样一种状态，你可以说很轻松，但年轻教师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可以说很绝望，看不到学校的未来，看不到职业学校的前景。在那里十年，年年都听到国家要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空头口号，一直也没有看到具体的措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校学生数由六百多人，不出四五年剧减到四五十人，到了教师数与学生数持平的荒诞不经的境地。

　　有一年，教师节到了，学校只能勉强给大家伙每人发一张电影票以资庆贺，票价为五元，看什么呢，安排大家去看那一阵小县城里翻来覆去上映的性病科教大片！

　　职业学校刚在县城开办的时候，如日中天般火爆过，最初开办的财会专业、文秘专业是包分配包安置的，具有炙手可热的人事分配指标，有消息渠道的有门道的会连夜设法把孩子编入相关班级，后来指标数越来越少，到后面，大学都不包分配了，职业学校更是与分配挨不上边。

　　之后学校推出了推荐上岗这一应对市场的方案，应该说，一开始学校在这方面是极为投入，也极其负责，一些学生被安置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学校与用人单位建立了一个为上岗学生负责的反馈机制，对于上岗学生的待遇与后续的权益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替他们争取与维护，赢得了较好的声誉。但是好景不长，后续的用工服务未能坚持下去，一方面是各地的职业学校学生多如牛毛，急于上岗，公司与工厂可挑选的余地很大，学校对上岗学生的权益维护就显得力不从心，底气不足。二是学校在上岗安置这一块方面付出开支过大，学校负责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与支持，后续资金的瓶颈制约着原本应该着力去强化的职业安置工作，在短短的一两年里，安置环节方面的刻意简省为学校带来了恶名：只收钱不服务。成就的恶果是：门可罗雀。

　　那时学校里五十多名教师都被分配了每人必须招到五名学生的招生指标，守株待兔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大家就按照各自划定的乡镇去宣传。有时宣传地是学校，当地的乡镇中学也算配合，把家长召集到学校教室，让我们去宣传，看我们自己的本事。最苦的是拿着名册到村子里去宣传，走村窜户的宣传多会吃闭门羹，村民们多出门干活去了，要一直等到中午或傍晚，才会见着村民，还要看村民有没有这个话题的兴趣。多是无功而返。特别是传过学校只收钱不服务的恶名的村庄，基本上只能收获一些冷嘲热讽了。

　　到后来，职业学校真成了一个人心涣散的地方，像我一样教文化课的，更觉得呆在职业学校没有意义，如果是教专业课的，还能为职业学校添砖加瓦，教文化课的只能算是尸位素餐，在职业学校里混饭吃，现在饭快没有了，只能想办法调到普通中学里去干更适合我们干的事儿。

　　陆陆续续离开职业学校的文化课教师有近二十人，这些人和我一样的想法，只想着尽快逃离职业学校，像急于摆脱一场令人不快的可怕噩梦。

　　在我们离开职业学校之后，其实内心里有一块隐秘的地方还在关注着职业学校的一切。头五年，我们仍然听到国家的高调，要关注职业教育，要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照常的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没有雨点。留下来的教师仍然在招生季要很辛苦地到乡村去奔波游说，欣赏到并不稀缺的白眼，受到并不罕见的冷遇。

　　近五年，国家的投入力度总算是见到实物了。对于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每年的学费由国家买单，另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经过申请，有获得补助的途经，数额对于学生家庭而言也不算少。更可喜的变化还于学生数的逐年上升，教室里有了人气，教师脸上有了笑意，这真不是虚言。因为学校还搬迁到了新址，与原先的破败凋敝不仅从现实中拉开了距离，从实际意义上有了很大的改观。学校有了一所正常学校所具有的活力与待遇。

　　原先中职校旧址正昼夜承受着近十台挖掘机的毫不客气地入侵，过去的综合楼与教学楼与宿舍已荡然无存，山坡夷为平地，热火朝天的阵式仿佛急于把我的过去记忆也剔除干净。

　　一时生出隔世之感！毕竟是人生中的十年，那时还算得上是年轻教师啊。挖掘机与运输车可以移走有形的物件，那些无形的记忆是无法撼动的，它静静地待在一隅，在某一个时刻不期而至，不悲不喜地存在着。

 文＼惠振坚

2014.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