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不妨高调

 文\惠振坚

　　年前，有“大陆首善”之称的陈光标高调到台湾给贫困人群发放红包，台湾首富郭台铭质疑其过于高调，应该让受赠者有尊严。

　　“让受赠者有尊严”提法固然不错，而且西方可能更注重人的尊严一说，捐赠的东西最好要悄悄地放在别人的家门口，还要悄悄地离开。但在行善方面，这未必是唯一可取的方式。我们知道，西方贫困者也会大方地接受慈善机构或个人的捐助，失业时也会光明正大地到相关机构去领失业救济，这并不有损做人的尊严，相反这是维系人的最基本尊严的必要之举。

　　所谓的尊严是不靠谱的东西，社会的阳光还不能自动地遍洒每一个角落。生活在贫病中的人群，可能有的人会主动去寻求救助，但有的为了所谓的尊严，可能不会去寻求帮助。那么社会力量或机构主动的关怀就很重要。高调一些又何妨，非要做好事不留名，雁过不留声，反而失去了榜样的感召力。

　　高调行善在西方大有人在：巴菲特、盖茨、索罗斯、摩尔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每年都会高调地宣布一年来又捐赠了多少多少，惟恐世人不知道。在华人圈，有在全国高调兴建逸夫楼与医院的邵逸夫，有一直热心捐建中小学的田家炳等等。他们可以说都是做好事肯定要留名的高调一类中的典型，并没有有损他们慈善家的美名。

　　行善的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可以有低调的方式，也可以有高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可以求同存异，只要无伤慈善这个共同的目的。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富人行善尚未形成气候，更多的表现是为富不仁，没有回馈社会的意识。高调慈善行为就比低调慈善行为更好，可以给那些富豪们施加一点行善的压力，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行善。

　　高调行善往往刺激了某些极富人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表示，或者被迫表示更多的与其财富相称的捐赠，因而对高调行善者进行言语打击，极尽嘲讽，他们生怕被不断拖入一种逼捐的社会氛围。这也就更加说明在中国高调行善具有特殊意义，就是要逼一逼，造成一种气氛，助极富阶层走上慈善的阳光道，社会也因之消除一些仇富的理由。

文\惠振坚

2011.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