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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读莫言《红高粱》，看到奶奶的临终一笑,“像烙铁一样,在父亲的记忆里,烫出一个马蹄形的烙印”时，目光久久地盯注在这行文字上，心里充满了惊诧。这个“马蹄形的烙印”是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辉煌的重要记忆。2012年，莫言因“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看到这一评语的时候，脑子里立刻浮现的还是那个“马蹄形的烙印”。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这个奖项和莫言引发出了是是非非的话题，文学从边缘被推到了中间，在一些人的心底闪现出了文学的光芒。很快，这股文学潮就退却了，站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

    莫言获奖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莫言在获奖后的答记者问和演讲，更是我们认知、理解文学的一次机遇。

    莫言在多个场所对自己获奖和文学本身给予了带有个性色彩的定位。很多人把莫言获奖和奥运金牌并列，说是莫言为国家争了光。莫言没有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诺贝尔奖从来都是颁给一个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由于中西价值观的差异，我们总是把一些事和社会、政治、经济等联系起来，莫言获奖同样遇到了这种联系，并且得出了一些文学之外的推论。莫言对一些推论给予了回击: “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把“作品不能用党派来限制”和 “小说是大于政治的”置放到我们习惯的语境中，可谓是石破天惊。“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这正是莫言的智慧，他巧妙化解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他的责难，同时也挣脱了一些人预设的圈套。

    莫言用故事构建了它的文学世界，他在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是《讲故事的人》。故事是小说的原始形态，到了莫言这里，成了他向世界表达文学观念的最终方式。他说，小说家会把自己的思想深深的藏在他的故事里面。于是，大家对他演讲最后的三个故事充满了好奇和猜测。莫言认为，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他自己。莫言的演讲，使我们在听惯现成道理的同时，从故事中发现思想。演讲中的第三个故事说，七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个人扔出了庙外，以平息风雨神的怒气，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庙坍塌下来，只有那个被放逐者侥幸获救。两位著名的学者和评论家张颐武和朱大可都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解读。张颐武从中体会到的是，替罪羊和牺牲拯救不了你，谁都不可能天真纯洁得一塌糊涂。朱大可从中得到的是另外的结论：“这难道不是莫言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识分子政治伦理的祭品，却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评他的众生，则要面对万分可悲的下场？”面对这两种解读，想起一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给莫言的授奖词:”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 有人说，故事不必解读，一说就俗。

    对故事不能解读又不能说，我们阅读故事（文学）还有什么用呢?莫言说：“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莫言从创作的角度解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莫言利用幻想来描述现实，在描摹人性的同时，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世界。

    莫言面对文学与政治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时，也显得模糊和朦胧。他一方面认为，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我建议大家都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一方面又说，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

    这篇由诸多引语组成的短文，是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深印象，从中似有所得。择要抄在这里，也算是对“诺奖”资源的一次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