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7月18日向法院申请地方政府破产保护。由于底特律的债务非常庞大，目前欠下18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务和数十亿美元的短期债务，是目前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中国经营报2013年07月27日）

如果以“底特律模式”来处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允许财政“收不抵债”的地方政府宣布破产，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典型的“无限责任政府”，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也使得即便地方政府出现大规模的债务，中央政府都会买单。这样的体制和架构，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可以高枕无忧，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特有的财政结构以及监管机制，被掩盖的问题和债务日益累计，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

从过去的一些做法来看，对于地方政府形成的债务，往往都是由中央来买单。当年农村基金会的教训仍然历历在目，乡村两级债务的阴影至今没有完全消失，几乎都是等着中央投资的消化。近些年来巨大资金、项目的投入与上马，其实有不少就是在消化债务。

不过，不论地方政府的债务发展到什么地步，在中国，肯定是不会允许破产的。因为中国一直有个最大的资产，那就是信用，就是政府给全体老百姓的信用，就是靠这份信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不过，信用过度透支之后也将会极大的风险，经济危机也并非只是“狼来了”的预测，到那个时候，即使不破产又能怎么样，恐怕只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底特律与中国许多城市，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为城镇化就能拉动经济发展，不惜背负大规模的债务，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城市建筑遍地都是，却空无一人……从债务规模上看，底特律市政府的债务总共只有180亿美元，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曾经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合1.65万亿美元），个别城市的债务数量不一。据安邦研究团队掌握的情况，部分城市的债务可能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底特律市的债务规模。

如此庞大而可怕的债务规模，将来总会有人去偿还，总会有人要买单，最终真正的承受者肯定只是老百姓。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纵然是意识到了，也还是被政绩和利益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半点畏惧，纷纷出台的大项目、大工程、大投资，其中有很大部分是要靠举债来推进的。就象一些当官的所说，这花的又不是自个的钱，只管大胆的花、勇敢的花。

这样的一种势头如何才能遏制，如何才能清醒？的确，在中国，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破产的。可是对于那些“收不抵债”的地方政府，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果断而坚决的措施呢？我以为，有几点是可以考虑的。

一是认真审计，考虑公开。通过严密的审计，真正、完全、彻底的查清地方政府的债务家底，并且可以考虑向社会公开，让一些地方政府的家底亮亮相，从而给一些地方以震慑，让老百姓好好监督，让社会资金有所防范，让银行信贷也有所考虑。

二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一般来说，面临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时，企业都会考虑大幅减员。政府当然不是企业，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却把自个视为企业经营。那么由此也可以考虑大幅减员。与此同时，当前地方政府人员膨胀十分严重，财政开支不堪重负，已经成为财政开支的一个重头，完全可以考虑以此为突破口进行减人减机构的改革。

三是财政民主，压减行政开支。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一些地方主要领导“拍脑袋”、“乱决策”、“乱花钱”的问题，也就是决策不民主、花钱用钱不民主，决策、用钱的时候可能是少数人的主意，出了问题、乱了摊子就变成集体的问题了。而地方政府除了乱铺摊子、大上项目的举债建设之外，还有就是庞大的、居高不下的行政开支，这又以“三公”经费为核心。因此，对于一些债务政府，应该在压减开支方面有更大的动作，并且可以考虑拍卖一些资产来抵债。

四是严厉问责，终身问责。对于造成地方政府巨大债务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建立起终身责任制，不能象现在一样，前任只管大幅举债，后任拼命偿债。不仅要从组织上、纪律上予以处理，还可以考虑从法律上进行处理。尤其是一些地方大幅建设当中可能隐藏的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更应该认真追查，坚决处理，以此打下一些“老虎”和“苍蝇”，才能真正震慑和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大肆举债的勇气与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