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卫毅

在2010年的中国娇子青年领袖颁奖典礼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说到了青年领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在2005年获选的青年领袖，出生于广东的贫家，16岁来到北京，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成为了中国首富。时代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让个人的梦想成为现实的一种可能。这是美国梦的中国版。但是，这个版本最后碎掉了——这位青年领袖被判刑14年入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显然，当今的青年领袖处于个人事业的未完成时，几乎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想到了这两年采访过的李泽厚先生。他的经历是一个青年领袖持续发展的好例子。

1950年代，刚从北大毕业的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中国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他完全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术领袖。

此后的中国“运动”不断，学术不再重要。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研究被迫转向了体力劳动，许多人开始放弃他们所执着的东西。李先生跟我说过，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更专注于打家具这样的事务，他则在《毛选》下放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做大量的读书笔记。这是时代的重压之下，一种持续发展的潜藏力量。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需要更多现实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实际上一直在持续用力的李泽厚，相继出版了哲学、美学、思想史等著作，数量和力度都十分惊人，让他时隔二十多年后，再次成为青年们的文化领袖。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当年的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每个时代对青年领袖的想象重点各有不同。现在是财富领袖，1980年代是文化领袖，更早年则是军政领袖。同样是在去年，我在做桂系军阀历史题材的采访时，走访了桂系几位领袖出生的地方。他们统一广西的时候才30岁左右，是那个时代的青年领袖，曾经构建过辉煌，最终灰飞烟灭。他们出生的地方还是老模样，像是从未发生过任何令人惊叹的变化。

所有的繁华终有散尽的一天，所有的青年都会老去，那么，意义何在呢？给时代进程中的这些人做一份记录，大概就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意义。当这个时代过去，后来的人们会看到，曾经有这么一群青年人来过，他们的内心闪烁着时代的光芒，而这些光芒，照亮过我们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