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李敏

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很低，就是达到了4%，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低水准

“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新三座大山”。近日，教育部再提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旧石依然激起千层浪。

为什么4%那么难实现？政府应该怎样做？为此，本刊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通过4%的数字，来看中国整个教育背后的问题所在。

现在中国教育投入的状况如何？

熊丙奇：2008年，教育部公布全国财政性教育投入要占GDP的3.48%，这已是1993年以来我国教育投入水平最高的一次，但实际上，这离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还相差0.52%。所以中国的教育投入首先是没达到法定比例，其次，就是达到了4%，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低水准。

为什么？

熊丙奇：从世界水平来看，发达国家是达到了5%左右，欠发达国家的比例是4.1%，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还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我们呼吁在2020年能达到5%左右。

为什么说要到5%？

熊丙奇：2008年我国实现了义务教育全免费，但即使如此，我国的义务教育对于家庭和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是世界第一，达到了2907万。高等教育仍然需要政府大量投入。

十多年了，国家还没实现4%的目标，很难吗？

熊丙奇：这说明我们对教育重视不够。我们有法规制定机构，但没有相对的机制去保障实施。发达国家基本都设有教育拨款委员会，这个部门专门监督政府按照预算拨放教育经费。但我国是由学校或教育部门去向政府财政部门要钱，要政策。

如果政府不按照法律规定发放教育经费，怎么办？

熊丙奇：所以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问责机制。这10年间，其实在教育投入上每年都是违反纲要的，但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没有任何机构被问责。

在2010年里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吗？

熊丙奇：有可能，政府肯定会在义务教育方面加大投入。不过，2004年教育部长说2007年一定要达到4%，但到现在也没达标。

未来中国教育投入要达标，应该采取什么有效措施？

熊丙奇：我们要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拨款委员会。这个拨款委员会应该是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地方人大的机构，它一方面进行教育预算的审议，同时监督政府按照预算进行拨款。

我认为，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应该是未来教育改革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保障教育投入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是规范政府部门与学校关系的基本制度。

我们知道，2007年教育部就想核算“生均培养成本”，但为何到现在还没核算清楚？

熊丙奇：生均培养成本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只有弄清楚政府、学校、家庭各应承担多少费用，才能制定出合理的高校学费，不然就是一笔糊涂账。而生均培养成本的核算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大学的行政成本、政绩成本。所以，核算生均培养成本的过程，就是高校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

低教育投入，会产生哪些坏影响？

熊丙奇：上学难！从幼儿园到大学，很多地方出现天价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本来正处于真正义务教育阶段，却还存在着一边是义务教育、一边乱收费的情况；大学的学费占老百姓人均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在发达国家，大学学费占国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大概是在20%以内。但在我国，2005年以前，大学学费达到农村居民年收入的200%左右，而城镇达到60%-70%。最近几年比例有所下降，但占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比例仍达到100%，城镇也达到40%左右。

你认为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

熊丙奇：系统改革目前的教育体系。首先要理清楚，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承担公共教育的投入，主要是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则应该更大的、更多的向市场开放。

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不由政府全包，私立高校众多，这就打破了教育资源的垄断，实现了办学资源的多元化，这才能让政府真正把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