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四川成都，原生态歌舞乐剧《藏谜》，杨丽萍（中黑衣者）和容中尔甲（右）率领演员向观众谢幕（雷宇）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刘畅  发自昆明、北京

“虾嘎、线萍，下回你们表演‘鸽子渡食’，在台上真的亲个嘴，来个小高潮嘛。”

凌晨时分，昆明民族村旁的羊汤店里，杨丽萍喝了些黄酒，面色酡红，冲着刚刚获得舞蹈大奖的哈尼族弟子笑语盈盈。

“好嘛好嘛，算为艺术牺牲一下。”虾嘎偷望了线萍一眼。

“你们本来就是小俩口，有什么牺牲不牺牲？”杨丽萍点燃了香烟。尽管满心欣慰，她仍不忘谆谆教诲：

“虾嘎，你记到，哪怕台下只有3个观众，你也要认真跳，兴许这里面就有格莱美评委，奥斯卡导演。要是被看中，你就会……”说时，细瘦的胳膊夸张地在半空翻掀，一阵青烟随之划过。

“奶奶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

“敬爱的张老师：

比赛像旋风一般横扫了‘我们’……

跳过小溪，趟过小河，面对着的是那大江和大海。剪一块蓝天做裙子，再扯一条彩虹做头巾，飞过大江，越过大海，溶化在那远远的天际边！！！

对于我，您该做的已经做了，从天上到地上，在我心里重复三个字—— 谢谢您！”

“你看看，这是她在《雀之灵》拿大奖以后，给我写来的信。她写得多好！”中央民族歌舞团老编导张苛拿出珍藏已久的信。他素来将杨丽萍视为女儿。

“她调进我们团真费了一番周折。她原来所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她，是她自己跑过来了。”张苛说。

1971年，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朱兰芳在一所小学里，相中了一名正在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

这名女生正是杨丽萍，白族，原籍云南洱源，1958年生于昆明，后随双亲下放至西双版纳。

“杨丽萍跟她母亲一样坚强。”殷晓俊说。他是《云南映像》的参与者，也保留着一份手稿。

是杨丽萍为四妹画展所作序言。

“我6岁时母亲总把小四背到我后背上，而我最怕背的就是她，因为她比别的弟妹要胖得多，害我在喂猪和做饭时常常东倒西歪站不稳，村里人见到后说：“哎呀，这是蚕豆背豌豆嘛。”

“杨丽萍的父亲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文革’初就挨整。他承受不住，把4个儿女扔给妻子，独自跑回了老家。这让杨母十分痛苦，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杨丽萍肩上，她是长女。”殷晓俊告诉记者。

“上次上朱军的节目，他一个劲煽情，想让我哭。我怎么会哭？他说，你小时候很苦啊。我说一点都不苦，不晓得有多好。大自然，劳动，随兴起舞，苦什么苦？”杨丽萍挺直了身子，继续喝酒。

“小时候，我奶奶在我手心上画了一只眼睛。她告诉我，跳舞是与神对话。”

孔雀窝服装店里，三妹杨玉燕边修剪华衣，边说姐姐的事儿。

在歌舞团时，别人都在打闹，她不爱与人接触，一个人埋头练基本功。

排《孔雀公主》，选她演女主角，几乎全团人反对，甚至有人扎破了她的自行车轮胎。

还是朱兰芳撂下话来，“谁跳得好演得好就让谁上。”

1979年，杨丽萍因主演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荣获云南省表演一等奖。

80年代初，《孔雀公主》进京。一位文化界官员看了杨丽萍的表演，感到震惊：“这女孩的手真是不得了，我从没见过，快把她调进北京。”

在京的众多文艺团体想要她，她想进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

她是团里的台柱子，哪能说走就走。

“还有一层说法。她当年的追求者很多，有些是当地有权势的子弟，不想她离开。”殷晓俊说。

“那时候常有不认识的人跑来我家里挑柴担水，莫名其妙献殷勤。”杨玉燕微笑着承认。

杨丽萍选择了团里一名北京知青。朋友们都说，那人极好，颇懂音乐。俩人在西双版纳结婚后，北京知青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折腾数年，杨丽萍终于盼来一纸调令。

“因为我没有对手！”

“她1982年进团，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样。”说起往事，张苛有些激动。

采访时杨丽萍向弟子发问，“虾嘎，你26岁想要什么？你知道么，我26岁时，最大的心愿是买台电视机。团里工资才一百多块，一台电视机要两千多。”

“她最大的不一样，是她不去练功。”赵军说。杨丽萍拒绝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赵军是《云南映象》的记录者，80年代他是总政摄影师，杨丽萍管他叫“小解放军”。

杨丽萍说，团里曾让她练一套类似“芭蕾舞”的动作，“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

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

“团里连练功服都不发给她。她白天睡觉，看各种录影带，等到晚上教室空出来她再去，一跳就是一个通宵。”

张苛形象地将杨丽萍的艺术敏感性比作一只小松鼠，“她在艺术上最大的优势就是敏感，她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吸收。”

1986年，杨丽萍的独舞《雀之灵》获得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有人请教她：为什么你能获奖？她脱口而出：因为我没有对手！

“我和别人路子不一样。别人都是正规科班，舞蹈学院出来；我是自己练。”

为了制作服装，她卖掉了心爱的手表。但领导没批准《雀之灵》报名参赛，他们认为它不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

“那时我是比赛的评委，一伙人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我看见她骑着自行车自己去报名。总政的干事对她说，你不能自己来参赛。她当即就哭了。干事说，这样吧，你把带子留下来。评委们休息时，我放给他们看看。放出来一看，她的作品最好。”张苛记忆犹新。

挖掘原生态

1992年，张苛编导的舞剧《阿诗玛》首次赴台演出。台湾那边希望杨丽萍能来出演。

“我们演一场两千美金，如果她去就翻10倍。她说行啊，但有一个条件，我不害羞。”众人一头雾水。

一般表现少数民族妇女谈恋爱时，都要求演员作出忸怩害羞的情状。

“她说，我们少数民族姑娘在爱情上热情大方，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结果事情没谈成。

“她随后就去了云南，走遍少数民族地区，挖掘那里原生态的舞蹈。”

“她一到云南，便直接找到了田丰。”曾任田丰传习馆教员的马惠仙说。田丰是作曲家，写过一首关于云南的歌谣。

“小杨一见他便直统统地问，你是不是田丰？他说是。小杨说，你帮我写歌吧。”

为了方便创作，1989年，杨丽萍与田丰还在昆明29中住过。这所中学的教师蒋明初与万里现在杨丽萍的《云南的响声》中作词配乐。

“我们4人常在一起煮饭、散步，聊艺术。”蒋明初与万里回忆说，“我们都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东西，不满足于舞台腔的呈现。”

90年代中期，田丰带着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元，用数年时间走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拜师招生，最后在安宁太平村一个废弃的农场办起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又称“田丰传习馆”，杨丽萍曾任副馆长。马惠仙说：“她一直坚信原生态的生命力。”

马惠仙想起一件事，“佤族原来有种祭祀仪式叫‘拉木鼓’。村寨的人拉完木鼓，会选定一个长发或长须的人，将他的头砍下祭天。这个被选中的人按风俗来讲是幸运者。”

传习馆里一帮佤族村民表演“拉木鼓”时，“小杨要他们按原始方式操作，看完后说，我们就照这个样子。她让一个长发女孩演被祭人头，众人拿竹竿把她扛起来，头发落在地面，大家围着转，音乐是一片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