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1988年在新疆拍摄纪录片《我爱你地球》    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的人没有什么价值观，

只想出镜

人物周刊：为什么一看电视就要生气？

时间：新闻语言发展得如此之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直播增加了，知道了同期声的运用。但审美习惯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化的语言、发人深省的语言、老百姓爱听的语言，很少有人琢磨这个。

很多习惯不好。一有大事件发生，如果外部环境嘈杂，出镜记者就声嘶力竭猛喊。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外面的声大，话筒是有指向性的，你嚷嚷什么。人家在家看电视就看你着急了。最可笑的是“请顺着我左手边看”、“我手里拿的是……”，不是手里拿的，难道是脚里拿的吗？这不废话吗！

我一直要我们部门的年轻人少说废话，稿子里出现“看来”我就算错字，一个字扣50块钱。你骂他两回罚他几次，“看来”、“由此可见”这种废话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人物周刊：你开玩笑说想调到播音部，那里有什么问题是需要你去解决的？

时间：那儿没教练员，运动员在辅导运动员。很多人觉得我就得说提示器上的话，这是编辑好的，我是播音员，就该这么做。

这是别人的话，你在这儿说你好意思？怎么着也得加点自己的。这个观点就需要我去灌输。别人写的就是好的吗？你得有改的本事、改的技巧，得知道哪段是最打动人的，你可以把哪句话提前。我可以去传授“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人物周刊：可是《新闻联播》不就是以一字不错、一字不乱为第一标准吗？

时间：不是所有节目都是《新闻联播》，还有《新闻30分》、还有《朝闻天下》，不能说所有的改革都从首钢干起，咱们可以从小岗村干起。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央视有没有特别好的主持人或出镜记者？

时间：有，新闻中心的几个“老人”，他们是在我们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人没有什么价值观，只想出镜，出镜干什么不知道，觉得出镜了就踏实了。不少人就想这辈子都活在虚荣里。一位美国名主持说过：“每次出镜我都感觉是在和世界对话。”你看看人家的抱负。

人物周刊：假如你去了，你会怎么做？

时间：先搞培训，找几个学者、专家从知识储备开始下工夫。电视最核心的还是主持，必须有自己的品牌主持。什么样的人能打动观众？有个性的人，而不是在那儿板着脸说套话的人。

1994年在秦岭拍《东方之子》，左一朱晋洲（摄像）；左二时间；左三温迪雅（主持人）；左四张朝夕（编导） 

记者直播时有不手忙脚乱的吗？

人物周刊：地方台对央视的冲击相当大，你怎么看？

时间：目前市场最大的是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电视剧有像《潜伏》这样的好东西，说明标准是有的，没那么多是因为水平不够。综艺节目也有好的，像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一些地方台不上星的民生新闻类节目也非常出色，像《南京零距离》。

何炅和谢娜是我见过的国内最好的主持人，他们走过了从说假话、套话，到说人话、真话的过程，又有机智。

人物周刊：你很喜欢谢娜？

时间：我是从专业上尊重，她很本色。为什么央视的屏幕上不能出这样的主持人？中央台记者在直播时有不手忙脚乱的吗？很少。没有良好的语言习惯，在随机的状态下，你做的东西是看不下去的。

人物周刊：你在发掘和培养主持人上有独到之处，白岩松、崔永元、王志、董倩都是你推到屏幕前的，你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好的语言习惯？

时间：主持人不是培养出来的，人家本来就出色，咱们不过是发现者和引导者。

我选择主持人有我的标准，就是他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他的语言必须个性化。没有废话是第一位的，然后就是有没有更好的话来代替。当初《东方之子》主持人的要求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10年前新闻中心就说要培养名主持人、名记者。但名主持人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推出来的，人家先天就不错。名记者也没有培养出来，到现在也没有谁干记者出了名。这个机制就没把主持人当重要元素来看待。都说新闻立台，其实应该是主持人立台。  

人物周刊：有的人说，现在中央台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严肃但不权威。

时间：如果要做权威媒体，而不只是大媒体，你的权威性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那你就得面对社会的不同声音，你要有所积累、有所反映，关键时刻有所表态，哪怕是开一个夜间的讨论窗口。

不是横着、竖着飞飞字幕，把电视画面用信息填满，天天直播，你的影响力就能做出来的。还得再加一个注脚，要靠新闻评论立台。我们的领导认为评论节目不好搞，要回避。我认为问题是没有找到像样的评论员，而不是内容受限制。实际上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就看你的评论员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政治智慧。

现在媒体语言已经从纪实语言、娱乐化语言升级到了多媒体语言。《望长城》和《东方时空》曾经为电视行业树立纪实语言的标准；但娱乐化风潮中央视影响力逐渐衰减；即将到来的多媒体时代中，央视要放下架子，利用原有的公信力，用媒体行动、新闻行动，铸造新的传播价值。

悦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

启迪心灵的事做得太少

人物周刊：央视的哪些问题你最忧心？

时间：我刚开始工作时只有一个频道，领导催着做节目，因为做节目的人太少了。现在岗位化了，分工明确，收入和工作量、收视率挂钩，悦人耳目的事做得太多，而启迪心灵的事做得太少。

纪录片是电视行当里最有文化品位的体裁，但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没有投入，甚至没有播出时段。

电影是虚拟的，你从电影院出来就回到现实了。但电视这东西，渗透进了每个人的客厅、卧室，是最有影响力的。

我们有那么多频道，至少应该拿出一个频道来。即便没有一个频道，也一定要拿出专项资金支持启迪心灵、带有文化品位的节目。

人物周刊：你是较早借用“外脑”的电视人，把一些非电视行业的人带到行业里来，乃至催生了“电视策划人”这么一个新行当。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时间：我们水平不够。就事论事有点感觉，或者把新鲜事物传递出来，有点本事。但你也就是看个热闹，想看出门道就只能找学者。

把有个性的学者呈现在屏幕上是值得不断去做的事，但现在做电视的人并没有辨识能力，把假学者当真学者去追捧，这是恶性循环。

人物周刊：最近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是什么？

时间：我在做“我的人民XX”系列，包括人民思想家、人民艺术家等等，给一些对中国产生过影响的学者、大家拍照片。

还有10来年我就退休了，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从1983年在中央台实习到现在，这么多年有很多遗憾，立足媒体受很多限制。如果仅仅为宣传需要拍，很多学者往往被忽略，我要给他们树碑立传，三五年内，我要自己办个展览。

另外，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人物栏目，没有真正满意的作品。我跟王韧说了，我要给他们的《大师》栏目做一期水利科学家黄万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就是黄万里。“自古以来，文人无骨”，但他是文人铁骨，我佩服他。当然现在他的很多事在媒体上不太好说。

人物周刊：现在你希望自己能做成什么事情？

时间：我希望一方面在媒体做些有意义的事，另一方面做符合我个人价值判断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完成，而不是依靠供职的这个平台。像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的整理，也完全靠个人能力。

到这个年龄，有一批人在做这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的事。我掌握电视语言比较早，有这方面资源，认识基本成熟，不做愧对自己的经历。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