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说出我的秘密。我曾经从事的工作，秘密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个人，我无权坦白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浙江富阳

如一条“上岸之鱼”

在富阳的72个小时，茅盾文学奖新晋得主麦家的时间分割成了若干小块，分别填充进各式社会活动：市长接见、与当地作家沙龙、招待晚宴、网络视频采访、与中学语文教师座谈、给中学生演讲……小山似的书在他面前堆起，小山似的书被他签完，机械化的动作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穷于应付抄写功课的小学生。

座谈会结束，麦家面前的白纸上布满了圆圈，这是他在无聊时随手画下的。纸片右下方写着：“获得”，大概是在别人发言中频繁提到“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写下的，这两个字被一道道年轮似的圈子包围，就像他被他的获得困住了。

他身边总有一群人簇拥着，握手、寒暄、举杯，再握手、寒暄、举杯，地方政府各级领导的酒杯里红的红、白的白，麦家用高脚酒杯举着一杯白开水，跟他本人一样温和而疲乏。

五星级酒店门口是巨大的横幅，喜气洋洋：热烈欢迎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载誉回乡。地方上本来还为他安排了一整套衣锦还乡的仪式，比如回老家祭祖，他婉拒了。

“我回去就得把手机号码换掉，这样下去不行。”私下里他说。

他一再说，“40岁之前我渴望获奖，40岁以后奖杯对我渐渐失去了意义。”

但是热情的家乡人民不依，招待晚宴上领导的致辞是这么说的：“以前我们富阳有一个了不起的大文豪，叫做郁达夫，现在我们又有了麦家！”灯光璀璨，杯盘俨然，麦家本来就缺少表情的脸上更加空洞一片（用他自己的话，如一条“上岸之鱼”），仿佛一个人参加自己的盛大葬礼，提前在一片光荣里听大家念出颂词。

有多少人认真读过他的小说？多年未见的朋友热情敬酒，“千万记得把书寄一本过来啊。”麦家冷静地提醒他，“几年前早就送给过你了，寄了两本。”

朋友一半疑惑，一半尴尬，停留数秒找补了一句：“得奖的书是以前出的啊？”

麦家的《暗算》，1997年面世，11年之后获奖，拍成电视剧之前，已经创下了17万的销售量。但不可否认，大众传媒介入最终促成了《暗算》的家喻户晓，但也正因为此，这部被一些文学评论家高度评价的小说被人们视作了通俗读物。

王小波说，几乎所有作家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人重视，但是几乎所有读者都是在一目十行地阅读。富阳文联的同志买来大量麦家的书，请他签名，分赠给领导、媒体、同行……富阳仅有的几家书店里，三本小说《暗算》、《解密》、《风声》和随笔集《捕风者说》销售一空。但问题是，小山一般堆起，又像雪片一样化掉的签名书，有一些会被人阅读，有一些会被人记住，也有一些注定被束之高阁。这不只是麦家的命运。

几十万字沉甸甸的秘密

麦家的写作，开始于全民都是文学青年的时代。那时候他还只是敏感多思的青年，因不善言辞，写日记成了放松的方式，几十万字的日记本是沉甸甸的秘密，也是不见血的伤疤。“小时候家庭地位差，爷爷是基督徒，父亲是右派，外公是地主，黑五类的帽子我头上就有三顶。人比较压抑，从小就学会了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在写小说之前已经写了36本日记，远比我现在发表的作品数量要多。……当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缺乏正常交流渠道的时候，自我倾诉就出来了。”第一部作品《私人笔记本》脱胎于日记（1988年刊发时改名《变调》），让慧眼识珠的《昆仑》杂志编辑部主任海波兴奋了很久。

“小说发表之后军区领导都知道了，大概觉得这个人既然会写小说，那肯定会写材料，我因为那部小说，23岁就被调到军区机关，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干事。那时想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文学不仅改变个人命运，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形态——那时候《人民文学》每期可以发到180万份，《昆仑》也有80多万份，现在全国的文学刊物绑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

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大概当不了出色的特工，文字会出卖他。麦家也曾在情报机关有过短暂的工作经验。“那是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

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拥有过人的智力，执着冷静，但又像冰一样脆弱：《解密》里的容金珍是个幽闭者；《暗算》中的阿炳是瞎子，黄依依不谙人情世故，对感情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畏；《风声》中的“老鬼”有人格缺陷……天才和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们成就了英雄的事业，却逃不脱悲剧的命运。

破译密码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工作，麦家常用“风”来勾连小说章回：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东风—西风—静风……

最近的一部长篇被华谊兄弟公司相中，即将变成电影，题目是《风声》，酝酿之中的续集标题因此唾手可得：《风声再起》。

但他实际上却是畏惧风声的人，坐在汽车里他一定要摇上车窗，保持密闭。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司机无意间摇下了车窗，穿梭呼啸的风声折磨得他几欲抓狂——这症状，让我微微疑心他跟他笔下的容金珍一样，也患有轻度幽闭症。

批评家李敬泽说麦家有坚定的世界观，也有人说麦家是偏执狂。他的趣味主要在书本里，闭门不出，疏于交际，在成都15年了，依旧是一只浙江的胃，吃不了麻辣，不爱饮酒，不搓麻，不打牌。“像他这种活法的人，现在稀有。”中国作家网总编辑胡殷红说。　　

秘密属于国家，我无权坦白  

这个特工不太冷——因为个子蹿得快，家里寄的毛衣短了一截，通过老师安排，找到一位女学员帮忙补织了一段，交接的时候，“毛衣毛绒绒的，两只手不小心碰了一下，我浑身都像触了电，完全麻掉了。”这是个敏感、羞涩、单纯、封闭的军校生，一个不太可能成为007的特工。

虽然解密已久，但麦家对自己曾经的秘密依然讳莫如深。问他，他会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你：英国曾经有一位出色的特工，爱上一位姑娘，某次执行任务到达某个地点，写信给心上人报平安，“我坐了两个半小时的马车来到这里……”他避掉了地点。信落到敌人手中，敌人马上就部署起一个以两个半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圆圈，发动地毯式搜索。结果特工当然是被杀了。

“我曾经从事的工作，秘密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我个人，我无权坦白。”他说，正是因为那段生涯在时间上不长不短恰到好处，所以他对这一群神秘人始终充满想象与好奇。他所知道的，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特工，恰好够让他成为一个特情故事的讲述者。

《解密》里容金珍的故事，就这样在他身体里纠缠生长了10年，断续地写和改，拿起又放下，一度写到110万字。10年后，越写越厚的故事越改越薄，变成了21万字，一部剪影式的、奇诡而浪漫的小说。

他不避讳另一段亲身经历，在他的散文集里有一个叫C的女人始终躲在河流的深处，像风一样难以捉摸。

C是一个传奇，她出生后即被父母遗弃，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漂流的木盆和嗷嗷待哺的女婴顺流而下，最后被某个心慈手软的渔夫带回了家。

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用“一只相似的木盆和七八斤重的石块（C的原始体重）”溯流而上，来推断自己下水的地点，寻找亲生父母的蛛丝马迹。

没有生日的人注定无根，C于1984年分配至福建某情报部门工作，任战情翻译，因为聪明、貌美，很快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第二年她成为了麦家的初恋女友。“当时单位有规定，单身者不能出国公干。我们没结婚，但热恋是公开的，因此领导批准她赴法公干，以为我是她的锚。”

C再也没有出现，对于她的失踪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一个没有家的人最终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是：在她失踪后，人们撬开她的宿舍，发现她过往的一切痕迹都已销毁一空，连一片纸都没留下，与麦家长达一年的恋爱中所有的往来书信函件也被打成一个小包，神秘地出现在麦家宿舍某个冷僻的抽屉里，这似乎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失踪。

“如果确实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她应该是叛逃了，肯定是叛逃了，不可能是执行任务时被捕，更不可能是死了。”

巨大的痛苦让麦家摆脱了单位对他的怀疑，一种同时夹杂着惊讶、愤怒、不信任和屈辱感的初恋之痛是难以表演的，因此也是有说服力的。

10年过去了，1996年的麦家还在揣摩C的机心与命运（这篇写成于C赴法10周年之际的随笔，不知道韶华已逝的C是否有缘得见，她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回忆起那段少年之爱与故国之梦）；22年过去了，他还在修改、补记当时的随笔。人常常难以窥破另一个人的内心，也就难以得知这一切在自己的内心又划下了什么。

一个出色的精神侦探

“麦家像一个出色的精神侦探……他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量度的边界下了绵密的注脚。我相信，这种有写作难度的小说，对读者具有致命的阅读吸引力。”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对麦家赞誉有加。因为这种独特的写作模式，麦家的小说被冠以“新智力小说”、“迷宫小说”等让人产生智力崇拜的名头。

麦家否认自己智力过人，但他透露曾做测试，智商高达160以上。“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智商测试。”

他不是所谓“用头发写作”的天才，只是“用脑写作”的“手工业者”，最欣赏的作家是博尔赫斯。让他不快活的是粗暴的归类——通俗作家。“我怎么是通俗？！你说，我怎么是通俗？！”一个人前礼让三分的“蔫茄子”突然用起了排比句，他真的介意。

“你的提问我不感兴趣，我无法回答，我诚恳地向你道歉。”面对那些来自同行、晚辈、记者的提问，他时时拒绝配合，像一只咬紧了牙关的河蚌。

富阳中学的语文老师希望麦家能传授写作文的方法，他却讲起故事：他在读小学的儿子，平时作文都在80分以上，某次在他这个作家父亲的指点下写了一篇文章，老师给批了76分。

等着他写的人有很多，杭州市文联已经与他签约，辗转过5个城市的麦家终于要回家了，回到他父母的身边。他用毛巾擦着父亲的手和脸，父亲红润洁净的脸上传达出一丝认识他的迹象。

为了撰写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材料，麦家回乡之前，富阳市文联的同志专程去家访搜集素材，见到了他80多岁的母亲和已患老年痴呆的父亲，麦家的大哥向文联工作人员很谨慎地问了一句，“那你们说，我弟弟，现在好不好算是作家了？”

大家一片欢笑：得茅盾文学奖了还不算作家？你弟弟是大作家！

他于是放心了。

富阳文联的应湘平说，“可见在他心中，作家是一个多么高尚的词。”

在这一点上，很少离乡的哥哥和漂流多年的弟弟达成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