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大地上总有一座城，叫逃城。大地上总有个园子，叫桃花源。这是我们苦难中的两种向往。在逃城，罪与罚被担当，就像童年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们躲在母鸡后面，被宽大的翅膀遮盖，直到母鸡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走出来，重新活在日头下。但在桃花源，罪与罚被遗忘，与世隔绝既是理想也是刑罚。人们最大化地放弃可能性，以画地为牢的勇气把全世界抵押，换一个被削减的自由梦想。

领着孤儿，在中国穿越战火的真实故事，银幕上至少已有三部。一是1958年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一个伦敦郊区的女佣，28岁来到山西阳城传教。她在抗战中加入中国籍，跋涉千里将100多个孤儿护送到西安。1949年她去了台湾，继续收养孤儿。英格丽·褒曼饰演这位伟大的女性。第二部是1994年的台湾电影《梅珍》。内战期间，孤苦的村妇梅珍家毁夫亡，投靠了山里修女主持的孤儿院。1949年教会决定护送20多位孤儿离开大陆。梅珍护送这些孩子，颠沛数百公里，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打着白旗从两党的沙场上经过。金素梅主演了这位坚忍的女性。当年在圣地亚哥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6项大奖。《黄石的孩子》是第三部，霍格（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1937年来到南京，后来成为孤儿院的校长。他领着60几个孩子，躲避战火，穿越半个中国，到达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肃山丹。

影片有明星的架势。动人，但不够力量；平缓，但缺乏张力。在主旋律与好莱坞之间，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讨好着历史的纠葛，左右都显为难。但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故事被叙述的方式，是通往逃城呢，还是通往桃花源？

霍格是虔诚的新教徒，全家都是浸信会会友。母亲是甘地的朋友，一生服膺和平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对她和孩子们有巨大影响。1914年7月，英国弟兄会的亨利和德国路德宗的舒尔茨，在火车上偶遇，立下“基督徒永远不要战争”的心志，开始组建一个推动和平主义的国际组织。霍格一家都是这组织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背景浓缩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字幕打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会馆”。画着十字架的风筝也在每一次葬礼上飘起。除此之外电影并不想讨论道德勇气与坚忍的来源。霍格是英雄，也是那只母鸡，是我们都做不到的稀有品种。影片结尾，当年的孤儿，今日健在的老者，一一讲述了对何克的印象。在当年的孩子眼里，何克无疑是最完美的人。但电影以此为基点，对人性与历史的刻画，却过于肤浅和浪漫化，或者说，过于桃花源化。

对照《辛德勒的名单》。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拯救，却是犹太人送他一枚戒指，刻着“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辛德勒失声痛哭、追悔不已的那一幕。在逃城模式中，被救者静默无声，施救者撕心裂肺。他知道自己不是母鸡，他知道求告与援手，撒种和收割，都是被救赎的方式。而在桃花源模式中，被救者泣不成声，施救者心如止水。逃城模式中，施救，使得救者和拯救者成为同一种人。桃花源模式中，施救却使同一种人成为了两种人。

正好看到日本电影《六千人生命签证》。多年来地上万族都在找寻自己的辛德勒，作为对过往苦难的医治。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共有80几位诸国的外交官，为25万犹太人签发逃离欧洲的生命签证。其中两位来自彼此为仇的中日两国。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先生，不顾“影响中德邦交”的警告，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在1940年7月德日达成同盟后，违背外务省的命令，赶在撤馆前不到一个月，昼夜不停地签发了六千份签证。

1940年7月27日，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杉原千亩，遭遇到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逃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早晨，聚集在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领事馆门口，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使领馆了。几天内心争战，杉原从8月1日开始为他们办理签证。他每天签发几百份，撤馆之后，在旅店里继续受理。直到上了火车，为抢时间杉原把写好的空白签证扔出车窗，叫聚集在站台的难民们自己填写。电影中的这一幕也是辛德勒式的。火车开动，杉原痛哭失声，说，“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作出决定。”回国后他被外务省除名。1984年，和辛德勒一样，85岁的杉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荣誉。1991年日本政府向杉原家属作了书面道歉。

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的故事，比拉贝、艾伟德和霍格的故事更令我震撼，也更令我生出指望。他们相同的作为，在侵略与自卫的两国纠葛之间，不是指向桃花源，竟是指向一座逃城。在那里，我们可能是同一种人？这被典当的世界，彼此怨恨的族类，有可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

半个多世纪来，以色列共向2万多名曾救助过他们的人士颁发“国际义人”的称誉。旧约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蛾摩拉这两座罪城向耶和华求情，说城里若有50个义人，能否不毁城？若有30个，若有10个呢。耶和华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请求。但这世界实在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正的救赎，不是从霍格和杉原开始的。这世上若没有过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人子，我们在霍格和杉原身上看见的，就不是一座沉甸甸的逃城，而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就不是一个流泪的施救者，而是一个被“圣化”的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遇见1940年7月27日那样的关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乎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扭转。好比一个运动员在奔跑中，有勇气扔掉手里的东西，转身拥抱流亡的亲人，失声痛哭，说“我分离的同胞弟兄啊”。

但我们活在旧我的惯性里，不断失丧着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死死握住那东西，当作自己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