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5日潮州日报  

钱夙伟

　　9月24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首次审议《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草案规定，中小学校学生在上课时有用硬物投掷他人、推搡、争抢、喧闹、强迫传抄作业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规定行为，尚未达到给予纪律处分情节的，任课教师应当给予批评，并可以采取责令站立、慢跑等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措施。（9月24日《羊城晚报》）

　　实际上，这样适度的“惩戒”，既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也是千百年来“师道尊严”的一种体现形式，现在之所以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显然是因为，一方面，于强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批评教育，或者说“惩戒”，一些教师并不适应，另一方面，“‘惩戒’和‘变相体罚’界限又十分模糊”之下，一些家长片面的“护犊子”，更使批评教育易引发矛盾和对立，甚至酿成事端，于是，不少老师干脆消极地“吸取教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批评教育，更忌讳“惩戒”，乃至放任学生并非个别现象。

　　“惩戒权”本来有法可依。教师法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教育法还规定，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也明确，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其实，既是老师，负有教书育人的重任，理所当然拥有这样的权利。

　　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师生伦理，近年来居然也模糊了。校园欺凌的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校失之于适当惩戒权，许多教师更“有权不用”。把“惩戒权”还给老师，这于现行教育，显然有着紧迫性。据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显示，77.9%的受访者支持教师用适当的方式管学生。“适当的方式”应该就是“惩戒”。

　　对学生适当、适度的“惩戒”，与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本来并不对立，“玉不雕不成器，树不修不成材”，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惩戒”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当下的“惩戒”难度更大，但却也表明“惩戒”的更加需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严师出高徒”，“惩戒”本来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尤其是面对校园欺凌的多发，“戒尺进入课堂”已经是势在必行。

　　至于一些老师对“惩戒权”的“你敢给，我可不敢接！”显然要从制度层面解决。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细化相关规定，明确管教权的边界和限度，创造老师敢于管教的条件，凡行使正常的“惩戒权”，要让老师无后顾之忧。而老师不敢管教，作为一种有失师德的行为，也应按规定予以追究。若此“惩戒权”才有可能重新“还给老师”。

把“惩戒权”还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