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26日宁波日报
□钱夙伟

    “２０１４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通知，要求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５月１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后，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在北京市两会上讲了一件让大家啼笑皆非的事情（１月２５日《北京晚报》）。

　　在笔者看来，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对遏制红包是号错了脉，开错了方。

　　患者到医院是来治病的，根本就没有签这样协议的义务。如果患者本来就不想送，这份协议就是对患者的不尊重，甚或成为一种“提醒”。即使是想送红包的患者，让他们签这样一份协议，也是不公平的。患者送红包，多半是出于无奈。本来，人家已经付了该付的费用，理应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又何须再送红包？送红包，无非是担心医生不尽责甚至故意刁难。

　　医生拒收红包，不过是职业底线。医生向患者索红包，与救死扶伤的职业特性背道而驰。这样的医生，当然不会看重自己的签字，所谓协议也就没有约束力。而对那些医德高尚的医生而言，签这样的协议，无异于“对人格的侮辱”。实际上，禁止医生收红包，早已三令五申，而收受红包的医生大多视若无睹，再多一个双向签字的协议书，又会有多少威慑力？ 红包交易是一对一私底下进行的，双向签字的协议书反而可以遮人耳目，“带来更多红包”。

　　红包问题的要害，是医德的缺失，而目前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正是对医德的考核机制。如果有完善的医德考核机制并落实到位，让收受红包成为医生不敢触碰的高压线，又何需“双向签字”的一纸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