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现代金报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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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偷的钱包失而复得本是件让人欣慰的事，但失主王女士随后却遭遇了一段让她难受的经历，“好心人”给王女士手机发送了大量污秽不堪的言语咒骂、威胁她，并扬言要将她的照片发到网上。（12月15日《华商报》）

       这位“好心人”在短信中抱怨，“你也好意思，东西拿了，就两盒烟把我打发了”。显然，事后想想，他以为拾金不昧的“好处”太少了。

       其实，索要“好处费”，本来就不符合“拾金不昧”的传统价值观，也正因此，现在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物权法》，只规定了返还的义务，并没有索要“好处费”的权利。但不容讳言，拾金不昧索要“好处费”，有时体现了道德水平的现状。比如在这位“好心人”看来，一定“好处费”是理所当然的。

        而现在于失主，大凡也会给予拾得者相应的好处。这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问题是，到底应该给付多少，并无相应的依据。对于素质不高的拾得者，如果达不到心理预期，如这位“好心人”，后来因此就成了恶人。

      《刑法》有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两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固然有一定的威慑力，但仍有拾得者拒不交出，失主也往往自认倒霉了事。

       而如果给付一定的“好处费”，拾遗者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得到补偿，有利于调动拾遗者拾金不昧的积极性，而这于失者，加大了失物返还的几率，其实也是有利的。法律应是最低的道德，但有时法律的设置显然超出了很多人的道德水平，并不利于形成拾金不昧的氛围。

       现在的这一事例，其实是提出了一个老话题，即给“好处费”一个合法的名头，而且规定相应的比例，使得对拾金不昧的倡导，不仅靠道德的自律，也有制度的支撑，以进一步激励和引导人们向美向善，避免索要“好处费”引发纠纷，让拾金不昧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