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日联谊报>钱塘听潮
钱夙伟

　　许多东西，现在不值钱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湖申线客班上当水手，湖州到上海要开整整一个晚上，白天本来是船员休息的时间，却忙得一点空都没有，不时有熟人送来鸡鸭鱼蛋，让船员帮忙带给上海的亲戚朋友。而从上海带回的更多，从飞马牌香烟到凯歌牌电视机，什么紧俏就带什么。到现在，这些东西还值钱么？
　　那个时候，吃鸡是对来客最隆而重之的表示了，也很少有上馆子的。现在，不仅饭店要选有档次的，如果是稀客或者贵客，不吃鱼翅鲍鱼，也得点个龙虾海参。记得那时，我带去几只猪爪给上海的阿姨，竟让她激动得犹如得到了稀世珍宝。确实，那是猪肉凭票的年代，而一头猪只有四只爪，当然是很难买到的。即使鸡蛋，那时也身价不菲。到上海的几个亲戚家去，我通常要带十几斤鸡蛋，这都是从以前插队村子的供销社下伸店里凭关系买来的。我一到，石库门里便一片欢腾，鸡蛋很快就被左邻右舍分光。而这样的场景现在还能复制吗？
　　老实说，现在我尤其怀念这样的时光。物质的贫乏，却让生活中有了更多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让人兴奋，让人追求。即使信封上的一枚邮票，也就是所谓的信销票，也要精心收藏。
　　那时，邮递员送信送报每天准时两次，一当看到送来的信当中，信封上有贴“纪念邮票”的，不管是谁家的，就先接收过来，然后转送到那收信人家里，如果那家里没人集邮，那么，这枚邮票一般就可以讨来，即使人家也集邮，如果已经有了这枚邮票，也可用交换的方式，弄来这枚邮票。
　　而这当然是为了集齐一套邮票。其实当时所称的“纪念邮票”，是指有编号的邮票，因此还包括“特种邮票”。那时到邮局寄的大多是平信，一般贴的都是没有编号的普通邮票，图案简单，票面8分，没有收藏价值。而“纪念邮票”很少发行，发行的量也不多，很难买到，其中大面额10分以上的邮票，于一般人也很少用得到。因此，如果一套邮票中有一枚20分以上面值的，那么集齐一套，真要让人发出难于上青天之叹。
　　不久前翻检旧东西，找出了少年时代的几本邮册，都是用纸张厚实的旧书自己制作的，用于插邮票的“玻璃纸”，是袜子的包装。一枚枚的邮票里面，不知有着多少艰辛、甚至心血。“文革”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做了笔交易，用了几十个像章，换他所有的邮票，当时真像暴发了一般。而现在，于集邮本身，或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全新的，不同时期的邮票，只要买得起，都买得到。
　　无疑，现在生活中让人以为“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被“稀释”了。记得以前，我在《新民晚报》发一篇小文章，马上就有许多熟人打来电话，说看到了我的文章。现在即使登在本地报纸上，也没人会注意。或是因为急功近利的时风，让人们难有闲情逸致去细细翻阅一份报纸，但毋庸置疑，也因为报纸实在太多了，报纸的版面太多了，动辄就是一二百个版，就算“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一份报纸，光标题也有几百个，看得过来吗。
　　当然，文章的“不值钱”，与以前一说起就让人肃然起敬的职称相比，或许不值一提。就在前几天，到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有事，正好朋友的一位同事神采飞扬地来发红蛋，原来，他儿子“双喜临门”，一是喜得贵子，二是晋级副教授职称。他儿子研究生毕业后留校，谈恋爱找对象生儿子的同时，还评上副教授。于是人们说，如此年轻有为，实在让人叹服。但这位同事一走，人们又叹息说，现在的职称也太不值钱了。
　　确实，现在职称已经泛滥成灾，各行各业，都有职称，中级不稀奇，高级满天飞。大学里随便撞见个人，就是教授。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曾在一次讲话中说，“80年代初教授、副教授那就了不得了，含金量非常高。到现在很多学校教授比副教授还多，副教授比讲师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教授职称的含金量大大降低了。”换言之是不值钱了。至于文凭，当然更甚，所谓“博士一礼堂硕士一操场”，是各高校差不多都有的风景。
　　有人说，“物以稀为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硬道理。确实，现在许多东西“不值钱”，无非是都可以“批量”生产了。当满汉全席都吃腻了的时候，鸡鸭鱼蛋还会值钱吗。崔健在一首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其实，世界变化确实太快，但我们也并非就不明白。一方面，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快”地从“值钱”变成了不值钱，一方面又仍要把不值钱的当作是“值钱”的，对于这样的悖论，我们只是无解而已，或者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值钱

2014年2月8日湖州日报  
○钱夙伟

    许多东西，现在不值钱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湖申线客班上当水手，湖州到上海要开整整一个晚上，白天本来是船员休息的时间，却忙得一点空都没有，不时有熟人送来鸡鸭鱼蛋，让船员帮忙带给上海的亲戚朋友。而从上海带回的更多，从飞马牌香烟到凯歌牌电视机，什么紧俏就带什么。而现在，这些东西还值钱么？

    那个时候，吃鸡是对来客最隆而重之的表示了。也很少有上馆子的。现在，不仅饭店要选有档次的，如果是稀客或者贵客，不吃鱼翅鲍鱼，也得点个龙虾海参。记得那时，我带去几只猪爪给上海的阿姨，竟让她激动得尤如得到了稀世珍宝。确实，那是猪肉凭票的年代，而一头猪只有四只爪，当然是很难买到的。即使鸡蛋，那时也是身价不菲。到上海的几个亲戚家去，我通常要带去十几斤鸡蛋，这都是从以前插队村子的供销社下伸店里凭关系买来的。我一到，石库门里便一片欢腾，鸡蛋很快就被左邻右舍分光。而这样的场景现在还能复制吗？

    老实说，现在我尤其怀念这样的时光。物质的贫乏，却让生活中有了更多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让人兴奋，让人追求。即使如信封上的一枚邮票，也就是所谓的信销票，也要精心收藏。

    那时，邮递员送信送报每天准时两次，一当看到送来的信当中，信封上有贴“纪念邮票”的，不管是谁家的，就先接收过来，然后转送到那收信人家里，如果那家里没有人集邮，那么，这枚邮票一般就可以讨来，即使人家也集邮，如果人家已经有了这枚邮票，也可以交换的方式，弄来这枚邮票。

    那时到邮局寄的大多是平信，“纪念邮票”很少发行，发行的量也不多，很难买到，其中大面额的10分以上的邮票，于一般人也很少用得到。因此，如果一套邮票中有一枚20分以上面值的，那么集齐一套，真要让人发出难于上青天之叹。

    现在集邮，完全不用这样的功夫。只要年前到邮局付钱，订好全年发行的所有邮品，一年后去取就是了。

    无疑，现在生活中让人以为“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或者说，被“稀释”了。

    几天前，到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有事，正好朋友的一位同事神采飞扬地来发红蛋，原来，他儿子“双喜临门”，一是喜得贵子，二是晋级副教授职称。他儿子研究生毕业后留校，谈恋爱找对象生儿子的同时，还评上副教授。于是人们说，如此年轻有为，实在让人叹服。但这位同事一走，人们又叹息说，现在的职称，也太不值钱了。

    确实，现在的职称，已经是泛滥成灾，各行各业，都有职称，中级不稀奇，高级满天飞。大学里随便撞见个人，或就是教授。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曾在一次讲话中说，“80年代初教授、副教授那就了不得了，含金量非常高。到现在很多学校教授比副教授还多，副教授比讲师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教授职称的含金量大大降低了。 ”换言之，是不值钱了。至于文凭，当然更甚，所谓“博士一礼堂硕士一操场”，是各高校差不多都有的风景。

    有人说，“物以稀为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硬道理。确实，现在许多东西的“不值钱”，无非是于当今，都可以“批量”生产了。于是比如当满汉全席都吃腻了的时候，鸡鸭鱼蛋还会值钱吗。崔健在一首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其实，世界变化确实太快，但我们也并非就不明白。一方面，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快”地从“值钱”变成了不值钱，一方面却又仍要把不值钱的当作是“值钱”的，对于这样的悖论，我们只是无解而已，或者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