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22新文化报  
钱夙伟

 
　　没人知道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策勒县达玛沟区域的红柳沙包下，究竟埋藏了多少宝贝。负责保护这处世界量级文物遗址群的，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该县每年用于文物保护上的经费只有5000元（据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

　　面对“稀世珍宝毁于愚昧之手！”“中国文化史一个极为伤心之处。”策勒县文管所所长史燕都欲哭无泪，“据说有的盗贼在沙漠里都用上了海事卫星电话，而我们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当然，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民生为重，或许确实挤不出更多的钱用于文物保护，但是，上级主管部门为什么不能向这个县多拨一点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呢？

　　实际上，文物保护受制于经费的尴尬，公共财政乏力，于不少贫困地区，几乎成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也因此成了无所作为的遁词，比如始建于1921年的云南腾冲英领事馆，蕴涵着历史沧桑、民族记忆、文化内涵，因为修缮资金的“不到位”，居然成了拉撒之处。

　　但是不是公共财政富足了文物保护就好了呢？也非如此，比如位于南京莫愁湖公园名为遗爱之坊的石坊，是曾国藩的学生为纪念老师而建，精美绝伦，2005年时就曾向上级申请立项保护，但至今未果，成为一堆建筑垃圾，又比如中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阳张氏帅府建筑群，是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期老建筑群，却处于风雨飘零之中，显然，于这些文物的保护，“差钱”应该不是理由。

　　显而易见，于不少地区文物保护几乎让人绝望的现状，关键还在于文物保护的观念问题，而根子则在于官员的责任意识。无疑，当文物保护也与官员的目标责任考核挂钩，当文物保护不力，一概拿相关官员是问，官员才会有对文物保护法的敬畏，也才会摆正文物保护的位置，而经费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