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30北京晨报

钱夙伟

    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据12月28日《浙江日报》报道,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近日，他又向第13家工作单位发出解决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到宁波镇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开始了新一轮的维权之旅。外界有人称其行为方式为“钓鱼维权”，属于“恶意维权”和“过度维权”。
    “钓鱼式维权”凸显出打工者维权的艰辛。其一，打工者无论是直接诉诸老板，还是向有关部门投诉或举报，都意味着饭碗不保。两权相衡取其轻，只能听任权益受到损害。其二，如果不是“钓鱼式维权”，于一个普通员工，也不可能掌握更多的物证，方先生正是出于维权而“无间道”式打工才屡告屡胜。
    本来，如果劳动者能够无后顾之忧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捍卫自己的话语权，比如，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用人单位针对维权者的报复性措施，尤其是解雇，都会受到及时而有效的干预，也不需要“钓鱼式维权”。实际上，对劳动者侵权的屡屡发生，凸显出有关部门监管的软弱和乏力。“钓鱼式维权”，其实是有关部门把应负的责任，转嫁给了劳动者。“钓鱼式维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会组织的尴尬。确实，当前，工会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以及维权上面临新的挑战，劳动关系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已不能单纯靠工会组织，但是，面对“钓鱼式维权”，工会组织如何在新形势下担当好工人利益保护神角色、履行为工人维权职责，实在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