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10月29日成都日报        
钱夙伟

 
　　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日前终于有了结论：记者26日从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获悉，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据10月26日新华网）。

　　“钓鱼”式执法倍受诟病。上海有关方面能在这一事件上勇于纠错，并且向社会公众道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敢于面对事实、依法执政的决心，值得肯定。但是，这一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事件，仅仅纠错、道歉就够了吗？在纠错、道歉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就此，我们约请部分作者发表了看法。

 
　　“钓鱼执法”既有结论，下一步必将是严肃查处。但要彻底杜绝“钓鱼执法”，还必须从源头抓起。

　　如崔永元所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钓鱼执法”之源正是罚款指标。《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就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显然，是“罚款指标”，催生了“钓鱼执法”。

　　其实，“罚款指标”的设置本身就是个悖论。违法现象岂能事先设置一个发生数量？违法现象少，本来是好事，却居然规定要完成一定的处罚数量，那么，为了完成指标，就等于迫使交通执法人员去诱导人们违法。

　　将“罚款指标”作为考核指标，必然促使交通执法人员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罚。当然，有违法固然应该处罚，但迫于完成指标的压力，专注于“寻找”乃至有意诱导，以“制造”违法行为，就必然无暇正常的管理，许多违法不用“钓鱼”也会大量发生，必然形成违法的恶性循环。

　　因此“罚款指标”实质没有任何意义。处罚得多，且不说其中“钓鱼”造成的“冤案”，即使确实有这么多，也并不表示其工作就出色，只是说明该辖区违法现象的严重。而于执法者来说，如果违规现象有增无减，反而应该承担管理不力的责任。

　　显然，让管理回归实事求是和人性化的轨道，让权力真正用于为公众服务，才是“人间正道”。而这，首先就必须废除“罚款指标”，唯如此，也就才能杜绝所谓的“钓鱼执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