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日晶报 
钱夙伟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近两年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知情人士透露，很多罚款系设诱饵查黑车所得。“钓头”和执法大队关系密切，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

    如崔永元所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罚款指标是钓鱼执法之源。为了完成并“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钓鱼执法也是无奈之举。

   “罚款指标”的设置本身就是个悖论。违规现象岂能事先设置一个发生数量？违法违规现象少，本来是好事，却居然规定要完成一定的处罚数量，那么，为了完成指标，就等于迫使交通执法人员去诱导人们违规。

    将“罚款指标”作为考核指标，必然使交通执法人员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罚，当然，有违法固然应该处罚，但迫于完成指标的压力，专注于“寻找”乃至有意诱导，以“制造”违规行为，就必然无暇于正常的管理，许多违规不用“钓鱼”也会大量发生，必然形成违规的恶性循环。

    因此“罚款指标”没有任何的考核意义。处罚得多，且不说其中“钓鱼”造成的“冤案”，即使确实工作量大，也并不表示工作出色，只是说明违规现象的严重。而于执法者来说，如果违规现象有增无减，那么反而应该承担管理不力的责任。

    “罚款指标”的设置难逃利益考量之嫌，有些罚款所得甚至被当作“小金库”创收的途径。而诸如此类的“创收”，大凡与变相腐败乃至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坚决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