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教学中我们一直坚持的错误

                      廖福良

“在评价一堂散文教学的课例时，我们曾悲叹那堂课”一无是处“——几乎没有一处是对的。”在对《拿来主义》25个课例的评述行将结束之际，我们也有一种惶惑、一种悲凉，因为这25个课例，似乎也“一无是处”。

                         ——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拿来主义》是一篇杂文，我们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他视为一般性的议论文了，完全从议论文的角度来解读这篇杂文，忽略了杂文本来的特征，以至于知识上出现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在于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的解读上”。

杂文往往是首先例举一些社会现象或是社会问题，然后针对这些现象或是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杂文的特征。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学老师都认为“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是属于批驳的论点。按一般的理解，驳论有批驳论点、批驳论据、批驳论证三种。套用在《拿来主义》，勉强适用只有批驳论点——对敌的论点进行批驳，指出它是荒谬的，虚假的。但“闭关主义”“送去主义”等等，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精辟概括，显然不属于“论敌的论点”。认为是“先破后立”的那些课例，有意无意都回避了批驳什么的问题，而把“批驳”偷换成了“批判”和“揭露”：1-2段，批判“送去主义”的行为和表现；3-4段，揭露“送去主义”的实质和后果。老师们不太理会批驳论点和揭示事实的差异，一致认为《拿来主义》是先破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