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随笔录（25）
王攀
　　《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休•海夫纳是个“闷骚”。性格内向的他在一个保守的家庭长大，急欲享受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无缘享受的快乐生活。但命运起初并没有给他机会。大学毕业后，海夫纳在芝加哥从事一系列低层次的编辑工作。他在芝加哥不是一个成功的漫画家，偶尔也写一些讽刺作品，既没钱，又没经验，但还想成功，就像现在的我。
　　海夫纳决定搞《花花公子》，缘于市场上的男人杂志，基本上都是“野外探险杂志……编辑重点都比较粗犷，文章都是有关狩猎，垂钓，在西藏雪山上追踪雪人的……因此，我心目中的那种杂志正好是个空白。”——多少年后，海夫纳回忆道。
　　他决定以娱乐成年男人为主题策划一本杂志。在1953年12月的创刊号上，他说：“如果阁下年龄在18~80岁之间，《花花公子》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如果您是某位先生的姐妹，太太，或者某位先生的岳母，不留神错拿了本刊，敬请您将本刊递还给那位男士。”
　　因为玛丽莲•梦露的裸照，《花花公子》一炮打响。这也是海夫纳的幸运。创刊之初，海夫纳正好购得一批梦露的裸照——梦露成名前，因为无钱支付房租而拍摄的。美国出版界首次在主流杂志上刊登彩色的裸照，《花花公子》和海夫纳立刻引起轰动。
　　但《花花公子》把目光瞄准那些普通女孩。海夫纳选择花花公子女郎，很有自己的标准。他不看重职业模特，而是邻家女孩气质。在寻常的背景中摆出各种造型，完全不同于摄影棚拍摄的照片，也不同于那种“忸怩作态的堕落神情……就像其他杂志中常见的女孩”。
　　第一位花花公子女郎是这本杂志雇用的夏连娜•卡拉露丝。1955年，她以“简尼特•清教徒”的名字首次亮相，同时发表的社论称：“我们认为尘世间有亮丽迷人的花花公子女郎的存在是自热而然的。事实上，潜在的花花公子女郎就在你身边：办公室新来的女秘书，昨天午饭时坐在你对面的大眼睛美女，你喜欢的那家店里卖给你衬衫领带的那个女孩。”
　　海夫纳把裸体从专业模特和明星偶像那隐秘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扒掉普通女孩的着装，让男人们惊艳。那些“相貌平平”但充满活力的花花公子女郎被加以精心美化，就像芭比娃娃的真人秀——芭比娃娃最初就是成年男人的性玩具，后来才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但在美国，有一个介绍给孩子芭比娃娃的父母，就有一个拒绝芭比娃娃进门的父母。
　　请邻家女孩作花花公子女郎，这是海夫纳的高明。他瞅准了人人都有的偶像模仿心理。现在流行的女孩写真，就是如此。化妆和写真技术的普及，让成为明星偶像那样的摸样已经不再有太高的门槛。所以，写真甚至是裸体写真在都市生活中甚为流行。
　　而另一个例子是卡拉OK。人人都能嘴啃麦克风，在电视机前吼两声，不是歌声能愉人悦己，而是能像明星那样。再一个例子是快男快女，他们被称作贫民偶像——这一称谓本身就是偶像模仿心理的折射。这一选秀节目2001年起源英国，以最快的速度风行全球，出现了“美国偶像”、“新加坡偶像”等这样的平民偶像，说明偶像模仿心理全球通用。
　　花花公子女郎无疑满足了人们的偶像模仿心理，不仅被选中的女孩有机会像明星那样，那些看男性读者，也突然发现身边的女孩也可以像明星那么美丽。但是，也正因为花花公子教唆普通女孩露肉太多，模糊了她们与杂志推崇的汽车、时装、食品、饮料等奢侈品之间的差别，把女人商品化的做法引起了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运动成员的愤怒。
　　某种意义上说，海夫纳有对也有错。《花花公子》的确在记录褒扬新的性自由，反对虚伪压抑的习俗观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就如同解放了他的闷骚一样。然而，《花花公子》也促成了一批色情杂志模仿者，如《阁楼》、《暗娼》等，进一步混淆色情与淫秽界限的妇女形象。19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提到性别平等的定义，她说：“当休•海夫纳扮成棉尾兔（有期封面是兔女郎）来到这里时，我们才拥有平等。”
　　来自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运动成员的批评，再加上时代变迁，决策失误，最终导致这本杂志元气大伤。1970年，发行量跌至250万份，正如海夫纳后来所承认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失去自我，开始模仿自己的模仿者的时代。”挑逗性、对于女同性恋和自慰行为的暗示，致使广告商撤回广告。
　　现在，《花花公子》由海夫纳的女儿掌管，她声称，《花花公子》“将探讨性交的方式而非性感”。但难以预料，《花花公子》能否重复过去的辉煌。但不管怎样，海夫纳“闷骚”的释放，创造了一个奇迹；1953年创刊的《花花公子》标志着一个重大改变。这个社会就是创造奇迹的人改变的。
　　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