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两个“自我”

王攀

　　1960年，以色列抓获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克曼。汉娜·阿伦特自告奋勇作为《纽约客》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审判过程。后来，阿伦特发表了“艾克曼审判”心得。但让犹太人大失所望的是，这个负责清剿犹太人、欠下至少两百万条犹太人命的纳粹军官，在阿伦特笔下，竟然不是面目可憎、无恶不作的魔头，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无趣的人。

　　犹太人愤怒了，甚至连阿伦特的犹太好友都与她断绝来往。

　　作为一个媒体的特派员，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应该是她亲眼所见的客观描述。人们之所以无法接受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是因为在潜意识里，已经脸谱化了自己的敌人。杀人者，一定是面目狰狞之人；而平淡无奇、近乎无趣的人，不该做出人神共愤之事。

　　面对犹太人的不解，与大多数人习惯于脸谱化敌人不同，阿伦特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让一个平淡无奇、近乎无趣的人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阿伦特开始探究人的内心活动，她说，“人是一个思考的存在”，思考是一种遁离现象界，回归内心深处的“二而一对话”。

　　阿伦特认为，人在独处静思之时，会感受心灵内在有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不断与另一个自我讨论白天所见所为事情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加深思，日久必然变成“缺乏思考、麻木不仁”，就像艾克曼在纳粹政权下的情形一样。

　　阿伦特总结，没有思考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这是所有政治罪行发生的前提。

　　阿伦特的两个自我，可以简化为“外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包括一个人的言行，以及包括社会规则在内的外部世界于“我”的投射；内在的自我，则是“我”对自己的言行、对外部世界及规则的看法。两个自我达到和谐，一个人才会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言行；如果两个自我发生冲突，“外在的自我”则是一种昧着良性的行为。而两个自我的碰撞的过程，就是思考——“人是一个思考的存在”。但很不幸，一些人放弃了思考。

　　阿伦特思索的是敌人内心变化，但我们大多数人则是把敌人脸谱化。

　　记得十年前，我坐公共汽车到几百公里外的省城读书。汽车途中停下，拐到一个临时停车点。所谓停车点，不过是附近村的人搭棚子卖茶鸡蛋、卷菜什么的。所有乘客都要求一律得买一样东西，否则不让上车，甚至还有被暴打一顿的威胁。这群人里有个老太太，看上去她慈祥得像祖母，但嘴里说的话却没有一点慈祥的影子：都得买，不买不让上车。

类似强卖，经历很多，但唯独 那个老太太，我十年难忘。

　　我记得她，是因为她太不像一个坏人了。她慈祥的样子，和她霸道的言行，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所为，在思想上我一时（其实是至今）接受不了。

　　这几年还好一些。前些年，影视作品里，汉奸永远是梳着汉奸分头，对主子低眉顺眼，点头哈腰；而正义的一方，永远都是一脸正气。艺术作品如此，一些所谓的研究者，也试图给罪犯相面，从中发现他与相俱来的恶来。这些都是脸谱化敌人的推动力量。

　　脸谱化敌人，就是坏人坏相。反过来，坏相的人一定是坏人。可事实并非如此，巴黎圣母院丑陋吓人的卡西莫多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就是例子。灵魂丑恶比相貌难看更可怕。由此可见，与其靠脸谱化敌人去研究一个人变坏的表，还是像阿伦特那样探究一个人变坏的里，更有意义。现实中，坏人不会把“坏”写在脸上。我们的难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坏人。所以，我们只有努力让每个人都不要忘记思考，不要忘记两个自我的碰撞。

　　2009年2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