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证 据

[意]安贝托·艾柯   孔方改写

    每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望见远处有个人像张三，于是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是张三；但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不是张三，而是李四——一个陌生人。通常，有了这样的经验后，一般来说，我们就不再以形取人，并对相似性原则半信半疑，认为它完全是偶然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从特定的角度看，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具有某种类似、相邻或相近的关系。（“横看成岭侧成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然而，清醒而合理的诠释与妄想狂式的诠释之间的区别正在与，我们能够确认出这样的关系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根据这种关系我们无法认识二者的区别。

    因此，为了对世界和文本进行“质疑式的解读”，我们必须设计出某种特别的方法。侦探和科学家都基于这个原则进行推理和判断：某些显而易见但并不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某一并不显见的东西的证据。一个东西要成为另一个东西的证据，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简约（经济）。简单直接，一目了然，没有比此更加简单的解释。

    二是指向某一个单一（或多个但有限）的原因，而不是许多互不相干的杂乱的原因。

    三是与别的证据相吻合。

    如果我们在某个犯罪现场发现了一张报纸，我们就首先弄清楚这张报纸是不是属于受害人（简约的标准）。如果不属于受害人，则会有千万个潜在的怀疑对象。如果我们在犯罪现场还发现了一个罕见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珠宝，而且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这个珠宝是谁的，我们就可以推断珠宝拥有者与案件有关（简约的标准）。如果我们接着发现这个拥有珠宝的人并不能拿出他的珠宝，那么这两条线索就吻合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推测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假如被怀疑对象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很早以前，他就把珠宝送给了受害者，那么，犯罪现场出现这个珠宝，对于指证珠宝拥有者是犯罪嫌疑人这一事实，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天生有一种倾向，认为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最重要的证据。可是对这一证据的依赖，就会导致很奇怪的错误。比如一个病人经常喝苏打威士忌、苏打白兰地或苏打杜松子酒，他得了肝硬化。医生经过观察，发现“苏打”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就得出结论说是苏打导致了肝硬化，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瓶子里的信，由于缺少了很多中间环节，诠释学家有时就像上面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