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文命题的

心理背景是消除自我

　　　　　　　　　　　孔　方

    为什么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作文命题一直没有回归到人本身，而在道德思想政治的旋涡徘徊呢？为什么我们的作文、尤其是高考作文中始终充斥着假崇高、伪道德的圣人般的言论和编造的故事呢？为什么不让考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拿出自己的思想，我手写我心呢？这恐怕只有一个理由：我们不是在培养人，不是在完善人格。

    与八股文相似，现今的考生也喜欢在高考作文喜欢中代圣立言。这是由于他们从小练习拾人余唾，说些冠冕堂皇看似正确的废话，拿圣人大言蒙人，装圣人的样子唬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写作观念是要放在学校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做文章有圣人姿态，用圣人们的口吻说话，长此以往，便成为一颗螺丝钉，丧失了作为人的人格，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乃至思想。一句话，这就是消除自我，从思想的层面对接受教育的人进行钳制。（参见朱建军《心灵的年轮》、端木赐香《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既是代圣立言，便要揣摸“圣人”思想。从小学到中学，我们所进行的一切作文训练，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作文中的审题训练——不仅思想态度和道德情感要端正，更要完全符合命题者的意图，既“叫你向东，你就不能向西；叫你踢足球，你就不能打排球”（江苏某阅卷组长语）。揣摩清楚了命题的要求，在表达方式也不能嬉笑怒骂，必须庄重、稳重，假装很严重，要注重所谓的“文章做法”，比如“起承转合”、“凤头、猪肚、豹尾”、“草蛇灰线”、“呼应照应”等，这些纯粹的技术使作文丧失了情趣，丧失了自然而然的美感表现，成了一张“画皮”。而写文章的人，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贴着画皮的人。这也是八股文和今天的高考作文无趣的真正原因。中国人的人格分裂当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作文评卷，至今把“符合题意”放在首位，至于文章是否思想新颖，是否优美生动，永远只能是次要标准，甚至不加重视，只按一个固定的模子套一下，开头如何、结尾如何，然后就可以打一个分数了。所以不少作文，不仅内容正确如同废话，而且表达呆板得如同一个死人。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不少人一生因此对美妙的文章、优美的汉语没有欣赏力，如同盲人之于春天，如同聋子之于韶乐，如同丧失味觉的食客面对佳肴——他们没有真正的自我，因为他们早就被戴上了枷锁！

　　　　例子是现成的。如果陈伊玲参加第二次考试（1979年），不是因为救人，而是因为感冒而没发挥好，就不应该获得同情么？同时因为救了人，复试不合格，依然被录取，违背考试公平原则，这样的方式是否值得提倡？如果值得提倡，只要代价许可，不对自己损害太大，那么高考前几天成绩差的人，都可能做出些好人好事来。存在这种可能，便说明这种提倡有其可商榷处。“心灵的选择”（2002年）是写登山者的互救，本来是很好的。很多人有登山经验的人，从技术上论证，觉得如此救助人的一幕不大可能发生，这且不表。倘若学生“心灵”里“选择”了不去救那个不知死活的人，而独自下山，因为如果救他，完全可能一起死掉——至少与救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倘若他能自圆其说，表达了自己独立的看法，他的作文你将怎样评判？当他行使自由“选择”的“心灵”，而不选择社会所强加给他的道德时，我们该怎样处置？一个人处于极限状态时，心灵的选择可否应有他的自由？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有救人一途，才是“心灵”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我们能做，那么我们还有“选择”吗？怎么选择？参加中国高考的考生肯定不想说自己不想救人——尤其是在严寒而缺氧的高山，比如珠峰上——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被国家录取，他们只好说假话：我选择救人！这样，他们就违背了最真实的内心，也违背了最简单的科学：在那样的状况下，一个人如果想救人，他做出的决定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死亡！可是，他们违背科学常识而说的假话，竟然得了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