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

◇孔方

第三章

    腊月二十三的夜里，支书还没到我家去之前，队长走出村支部的广播室，他感到身上很冷，他打了一个冷颤，把棉袄夹得更紧一点，然后走到墙角撒了一大泡尿，提好了裤子，他打了更大的一个冷颤，不由咒骂了一句：“狗日的！”然后，他径直敲响了支书家的大门。我不知道支书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想去了解一下。队长对他的侄子赤脚医生说。等了一会，支书披着羊羔皮的皮袄，开门让队长进去。队长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那里不说话，支书也不看他，也不理他，仿佛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他蹲在屋门口看最小的儿子放炮仗。支书点了一根纸烟，猛地吸了一口，然后夸张地咳嗽，吐出一口浓痰，说，“我就知道你狗日的要来，我等着你呢！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胡闹。明天我儿子要结婚，公社里要来人，县里也有人要来哩！你就在这儿给我添乱，你算个什么东西？”多年以后，队长回想起这一情景，仍然觉得心跳得厉害。但队长还是镇定下来，他说起晚上发生的事，尤其对我母亲的反常举动大为不解，说着，他把头伸到支书的鼻子下，那颗头上面还满是面粉。支书一言不发，听队长说得没话说了，仍然吸他的纸烟。队长突然夹紧了双腿，他感觉自己像被阉割了的公鸡，这是一个倒霉的日子！队长心里想。“也许错就错在我宣布了戏班子解散的事，还有，我应该把李拖兄这娘们揍一顿！”十多年之后，队长回忆起那个没有唱戏的春节的事，仍然对当时的情况感到很不理解。队长说，“我从支书家出去后在村里转了几圈，真他娘的奇怪啊，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那真是邪了门了！”
    腊月二十四的下午，支书的外甥开着他们村的拖拉机，从西蔡家给表哥保仓娶回了新媳妇。拖拉机的声音像一个人正在哈哈大笑，这声音以极强的穿透力震动了村里的空气，村里所有人都忍不住跑出大门去看。在我家里讨论排戏的人也出去了。拖拉机里，新媳妇用大红的盖头包着头，哎哎地哭着。拖拉机的后箱里有两只很大的新箱子。我知道我母亲就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只大箱子。新郎保仓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走在拖拉机后面，他的表情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后面就是支书，他披着一件黑呢子大衣，本来铁青的脸变得像一只熟透了的茄子。“看人家的新媳妇多排场啊！有拖拉机坐，还有缝纫机、自行车呢。你们谁坐过拖拉机啊？”喜梅问身边几个妇女。那几个妇女乘机取笑喜梅，“怎么，你痒啊？想男人啊？有驴骑就不错了！”喜梅脸立刻红了：“你们说的是啥话！”我拉拉喜梅的衣角问，“喜梅姐，缝纫机是什么东西啊？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回答我问题的人是母亲，她指着新媳妇身边那一只长长的纸箱子说，“那就是缝纫机。”我立刻明白，我母亲不但希望有一只大箱子，更希望有一台缝纫机。支书从我家门口走过的时候，看到了我父亲，他说，“祥玉，晚上来喝几盅吧。”我父亲说，“我们要排戏呢。”支书一听，眉头拧起来，抬头望望天上，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今年就不唱戏了。”说完，支书与旁边的人应酬了几声，跟着拖拉机走了。我跟在拖拉机后面喊：“新媳妇儿，新媳妇儿，刚进门儿，就拜堂儿，进洞房儿，生小孩儿。”很多小孩跟着我喊起来，声音比拖拉机的声音还大。我担心支书会骂我，但他并没有骂，只是老样子走，走在拖拉机后面。其实我跟着拖拉机的目的是为了捡几根鞭炮，所以我提前跑到拖拉机前头去了，跑到了支书家门口。我立刻就发现我的目标，一个不认识的人正用一根竹竿挑起一挂长长的鞭炮，就像一串红辣椒。终于，拖拉机停了下来，几个小伙子从门里冲出来，抱起后箱的东西，那个人用一根香烟点燃了鞭炮。我立刻冲上去，在鞭炮爆炸的烟雾里搜寻没有爆炸或来不及爆炸的鞭炮，有几只鞭炮我的脚底下爆炸了，因为我想把它踩灭。鞭炮放完后，支书家门口就剩下那台披红的拖拉机和我们一群孩子。
    我捧着几根鞭炮回来，戏班子里的人还在院子里。太阳要斜下去了，墙头上的残雪映着夕阳，白得耀眼。“新媳妇还在哭吗？”喜梅姐问我。我说，“下拖拉机的时候还在哭，到里面我就不知道了，我没进去。”我母亲说，“她命真好。”我想起母亲把面倒了的事情，问，“支书家有白面给她吃吗？”保子说，“他们家杀了一头猪呢。”我父亲阴着脸，坐在台阶上点起了烟锅。喜子就劝父亲，“师傅，不让唱戏咱就不唱呗，这年月，唱戏也没意思。”我父亲吸了一会旱烟，最后把烟灰磕到鞋底子上，下决心一般说，“不唱就不唱！”
    腊月二十四的夜里，我父亲把灶神送走了。他虔诚地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撕下灶神的像，小心翼翼地点燃，嘴里喃喃自语。我的兴奋点是点鞭炮，可是那几根鞭炮声太小了，就像锅里爆了豌豆。“我听到你家里有鞭炮的声音。”大爷的儿子后来想起了那他晚上的情形。他们家也是腊月二十四送的灶神。每年的腊月二十四，大爷就不去讨饭了。他和大儿子把沿门乞讨来的各式各样的馍晒起来，晒得跟瓦块一样坚硬，准备过年了。大爷的儿子说，“我母亲不会收拾野菜加上她有病，所以每年过年我们家就天天吃馍喝汤。”大爷的儿子现在是新疆某化肥厂的老板，据说身家有几千万了。不过每当他想起这段生活总是热泪盈眶。有一次，他从海边回来，带回了一些鱼，邀请村里年龄相仿的几个伙伴吃鱼，他对他们说起讨饭的事，“我父亲话少，每次讨饭回来，他的嘴就闭上了，一进村他就闭上嘴，再也不说话，我知道他不说话的原因，他跟我去讨饭，把话说够了！”
    送完了灶神，我们一家就坐在炕上。父亲翻来覆去读一本手抄的剧本，母亲在纳鞋底，我和弟弟一会儿藏到父亲身后，一会儿躲到母亲身后，嘻嘻哈哈地闹腾。这时，广播声音又响起了。广播里传来队长一惯的声音和语气：“广大社员同志们，今天是保仓大喜的日子，请你们到支书家去闹洞房，请你们赶快去，谁去了和给谁加一个工分。”我父亲听见这些广播，哈哈大笑：“这可真是一出好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