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实力派青年演员，先后主演过《秀女》、《黄土地蓝土地》、《大宅门》等二十多部影视剧，先后荣获匈牙利国际电影节奖、金鹰奖及2001年中国电影最高奖项“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李香秀一角更是让她家喻户晓。
   贫寒之家飞出金凤凰
   我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贫寒家庭，父母都是聋哑人。父亲在线路器材厂工作，母亲在纱厂上班。那时他们的工资每月加起来才六十多元。

   8岁那年，父母送我到市体校练体操。每天下班后，父亲匆匆赶到学校接我，再匆匆送我去体校。他从不进体校门，怕孩子们知道他是聋哑人而瞧不起我。1982年4月父亲被厂里任命为副厂长，接送我的任务就落在母亲身上。6月的一天，母亲为了早点赶到学校接我，拼命赶进度，一不小心被机器轧伤了三根手指。

   几天后，父亲又准时来学校接我，他告诉我，他已辞去了副厂长职务。我知道父亲是为了让我能安心练习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啊，我一头扑向父亲怀里：“爸爸，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1岁那年，我不幸从平衡木上摔下来，左胳膊骨折。父母得知有几种草药对骨折有疗效，下班后就骑车到郊区寻找，然后洗净捣碎敷在我胳膊上。母亲则整夜为我按摩。

    一个月后，我彻底痊愈，但胳膊使不上劲。教练遗憾地说：“谢兰，你再也不能练体操了。”我一下瘫在地上。父亲比划着：“兰儿，我们回家吧。”尽管父母表现得异常坚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何等伤痛!

    1989年初中毕业，我决定放弃学业去外地打工，为父母分忧。开学前，邻居打电话给我，说母亲得了重病，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把赚的360元钱交给母亲。第二天，我替母亲去工厂代班，领导见我手脚麻利，问我是否愿意在这里当工人，并可优先安排我就业。我欣喜若狂，这样每个月就能挣到工资了!

    一个星期后，母亲得知此事，找到领导表示：“我女儿要继续上学。我不想让女儿重复我的生活。”不少人说她不知好歹。我坚决要工作，收拾东西就往外走，父母突然双双跪在我面前。父亲比划道：“你有天赋，考大学问题不大，应该有个好的未来，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父母潜心的培养终于有了收获。1992年8月，我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

   父母的血汗铺满我的求学路

   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学费几千元，对我们这样的贫寒之家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多挣钱，父母主动替别人代班，他们还揽到了一份洗酒瓶的活计。夜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洗酒瓶，洗一个5分钱。深夜，实在太困了，他们就把风油精涂在眼皮上。多少个清晨，我起床时，看见父母歪在水盆边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握着酒瓶。

   我决定不再给父母增加额外的负担，拼命找机会拍戏、拍广告，挣些生活费。
   1996年我将大学毕业，当时分配形势不好，留京的指标特别少。我想留在北京。跑分配的日子里，父母来北京照顾我，我租间平房住下来，每天出去找单位。

   终于，经过一路过关斩将，我在数百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一名专业演员。

   亲情，是我永远的依托

    1997年，我翻阅一本医学杂志，知道后天性聋哑可以治愈。父母的聋哑不是先天性的，只因为小时候得脑膜炎没有及时治疗而造成双耳失聪。我想治好父母的聋哑，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拼命拍戏赚钱。那段日子，我浑身乏力，累得连走路都能睡着，几次昏倒在拍摄现场。拿到片酬后，我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全部存起来给父母治病。

   1998年，我陪父母来到北京一家大医院治疗，医生遗憾地告诉我：“你父母痊愈的希望很渺茫，要是刚刚得病就治疗会有效果。”我不甘心，带父母继续找医生。

   1998年，父母在看我和师小红主演的电影《黄土地蓝土地》时，比划着告诉我：“这个小伙子真魁梧，形象也好，看起来很朴实。兰儿，你觉得他怎么样?”我大声告诉父母：“你们说到哪去了?我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想到师小红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父母刮刮我的鼻子：“我们看中的人还会错?”我一脸幸福和满足。

   每次我拍戏回家，都能收到父母一大摞信件。每当这时，就更增添我奋斗的动力。

   长年在外面拍戏，我想父母想得流泪。丈夫说：“你给家里装部可视电话吧，这样你就能随时看见他们了。”我觉得丈夫说得对。内地没有可视电话卖，我特意飞到香港买了两部。现在，我随时都能看到父母，他们一点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2001年7月，我因在电影《走过严冬》中的出色表演征服了评委，一举夺得中国电影最高奖项“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走进了一线明星的行列。我的名字被载进镇江年鉴，父母也成了镇江的名人，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此后，一家人常在一起开怀大笑，生活得温馨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