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辩护书（下）

【文化巨人】

在《乾隆帝》一书中，请注意，欧立德先生说到了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这很容易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反诘：他忘了“文字狱”么？欧立德当然也谈到了“文字狱”，不过，这只是本书第七章里的一个小节而已，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章的章节名是“文化巨人”。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首先是一个文化巨人，以此为前提，而后才是一个言论控制者。

事实上，欧立德先生是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严重状况的，他在书中不仅写到了乾隆编《四库全书》导致许多图书遭受了“灭顶之灾”，也写到了“文字狱”一度有近于失控的状态，许多无辜之人被牵扯进来。在这样一个同样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前，欧立德是如何辩护的呢？

首先，欧立德并不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文化独裁的“幌子”，“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像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这是有失公允的”。他坚持认为，乾隆此举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这也就是本章标题中的那个“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

其次，撇开初衷不谈，尽管欧立德也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种种乱象，但却不认为这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会引起国人非常自然的攻击，难道乾隆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君主么，当然要他本人负起文字狱的政治责任。对此，欧立德辩称，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尽管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乾隆不出面阻止呢？欧立德的辩护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当中，乾隆（清朝皇帝）的皇权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有限皇权”尽管有悖于“清代君主专制达到登封造极”的传统说法，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新说法。孔飞力先生在经典著作《叫魂》之中，就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而以上提到的的高王凌先生在《乾隆十三年》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反行为”，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之下，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

很显然，如果孔飞力和高王凌的论点成立的话，欧立德先生所持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的说法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最后，正如之前所说，欧立德对于乾隆的基本定调是“文化巨人”，他在这一章节几乎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成功的，但“他的努力因自负、偏狭和过激打了折扣”，很显然，这说的正是文字狱，而这一指控对于乾隆文化上的正面形象的影响只是一个“折扣”。

【现代中国之父】

除了为对乾隆的种种“指控”申辩之外，欧立德在本书中也正面褒扬了乾隆的多项历史功绩。但在我看来，欧立德对乾隆的最大褒扬应当是扩大疆域这一项，而欧立德在书中也对此专门辟出了“帝国的扩大”一章。在乾隆的统治之下，大清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在从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50年中，“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这片疆域仅次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

对于开疆辟土这一功绩，乾隆本人也颇为自豪，他最喜欢提及的就是“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而欧立德对乾隆武功的赞誉甚至还超越了这位自吹自擂者，他将乾隆与西方公认的战神拿破仑相提并论，将他在西域的三次远征与拿破仑征俄相比，“乾隆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而拿破仑则要逊色得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说法将一个近现代的统帅人物放在某种超越拿破仑的位置上，哪怕这个人是“十全老人”。

正是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疆域在1759年达到顶峰，彻底打垮了从康熙以来就是清朝心腹大患的准噶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将南北疆纳入版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可以视作“现代中国之父”，因为正是他为乾隆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鉴于乾隆朝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从不到两亿增长到三亿），也可以说，在奠定今日中国的人口大国基础这个意义上，乾隆同样是“现代中国之父”。

相比起版图和人口，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一层或许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他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国家模式。而这一点，也正是欧立德所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发力之处。在新清史的历史论述中，“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二十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只是乾隆的多重身份之一，他还是满族的族长、蒙古的大汗、西藏的宗教保护者甚至菩萨。

由此，在欧立德他们这些新清史学者看来，清帝国与乾隆的成功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汉化”，而正是“多民族帝国”意义上的成功，关键在于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

在这一点上，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娇燕对于乾隆的“褒扬”更具备了现代意义——“普世性皇帝”。她认为，乾隆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请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

站在多民族“普世性统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父”乾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不过，乾隆在新疆也留下了延续至今也并未完美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欧立德所说，相比与其他民族边疆的亲密关系，“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

每一辈人有每一辈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苛求乾隆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多民族帝国”，我们当下理论上具备了乾隆时代并不拥有的更优越的政治框架与解决方案，而不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消耗者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