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读了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后，《读书》杂志主编贾宝兰在博客中写道：“作者开篇即声明，本书大量引用了原文，原因为，许多东西我们解释不了，却拿现代观念强加解释。拿现代观念或想当然的诠释是学界一种既不严肃又不负责任的做法。”

后来我在凤凰视频的发言，一开始就清楚地交代说，我是大量引用了原文，同时也保留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包括多种“现代意见”和“历史意见”。

日前见到一位刚毕业的博士弟子小宋，就感慨高老师居然引用了二月河的小说：

据二月河说；金川不但是有名的黄金产地，山里还盛产药材如藏红花、鹿茸、麝香、三七等等，都可以和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换（《乾隆大帝》之《夕照空山》，页73、76）。

其实，在我看来，小说不容轻视，更不用说二月河了，我们很难说哪一个史料价值就比另一个低。就拿新近“发见”的满文史料来说，许多与“同一件”汉文史料，内容可是大相径庭呢！

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件，记得2010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清史会议就有这样一篇论文，清史所博士研究生熊月剑也有类似的发现。

博士弟子王英在书评中说：作者在反复证明了乾隆朝前十三年多么合乎“现代标准”，政府行为和欧洲多么相似和“共时”之后，他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近代史观”的局限性，全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我否定和反省：

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古国来说，任何变革都不会容易，一定充满各样的艰难险阻——这已成为中国史的主题之一，穷则思变，至变方通，他好像就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和关口都经过一样。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历史老人究竟有怎样的安排，对于这些，恐怕还要拭目以待，唯一肯定的可能就是，它不会如那些世俗的渺小愿望就是了。

站在长远的“大历史”的观点，我们可以说，那一时的成败都没有什么，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些。

即令今天日新月异的物质成就，虽然未必是什么镜花水月，但又怎能成为衡量人类文化进步唯一的标尺？一部心性、心灵、精神和文化的历史，不也格外重要。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岂不既能打破现有历史研究的框架，也能打破固有的思想史研究的框架（页236-37）？

不管怎样吧，这也可能即如高先生自己所说，不同的观点（特别是所谓“时代意见”），不妨就并列在那里，多多益善，也不管哪个算是“陪衬”。

而在我看来，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有云：一代有一代之史。你只是一个时代之人，怎么可能包揽、独占全部真理呢？

偶然读到秦晖一篇文章，他说，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知青》以及关于“知青一代开始左右中国命运”的种种说法，使人再次关注那场影响巨大的运动。与任何一国、一地、一个行业或“一代”之类的群体一样，“知青一代”的经历与价值观也是多元的——我甚至认为“知青一代”的多元更为突出。所以我反感那种动辄声称代表一国或一代人立言的说法。我只是作为当年知青中的一员谈谈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些想法还是可以引起讨论的。

那天一起座谈《乾隆十三年》，可惜没有机会让他多讲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