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行为”与“不反”（重发）

近日有朋友说：你的“反行为”，目下可有的用了！（照这样说，我想，拿它写一两篇学位论文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我还想说明，我所说的“反行为”，可不一定是“反”，甚至可以说，它首先是“不反”。这是不应误会的。

2004年我在北京大学一次社会学国际会议上说：中国人首先可能并不是“反”，而是“从”。

早在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美国人何天爵（C. Holcombe）就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倍。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

于是我想到：中国人的“反抗”，大约从来不是（或很少是）正面硬顶，而是先“顺从”、“答应”了，之后再在其“顺利执行”当中，去往回“找”的。

所以，有朋友认为我应该把“反行为”改换定义，称作“反抗”，我没有同意的。

还有朋友拿“反行为”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对比，或作比附，我也觉得不尽妥当。

“弱者的武器”，在斯科特那里，就是描写农民的“反抗”的，而“反行为”的含义却宽得多；在斯科特笔下，农民的反抗多逃不脱一个失败的命运（也许正是因为近距离观察的结果，他有许多悲观的看法），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可是取得过相当的成效的（当然我们作的是历史观察）。

这是我对“反行为”的一点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