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与中国学术

我在巴黎的时候，曾对法国记者说：我这次到巴黎来，是受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邀请。据我了解呢，法国“两高”之中，中国人知道高等师范学院的比较多（许多名人都毕业于那里），知道高等研究院的就比较少了。不过，要说这里是所谓“年鉴学派”的“大本营”，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办公”，大家一定就会对它“刮目相看”了。曾几何时，我的美国同仁对“年鉴学派”是何等的推崇（谁不想做“中国研究的布罗代尔”），又有多少“理论”是从欧洲“发源”，经过美国的“中转站”，才传到中国来的！

不过，中国人对法国人并不是不了解的。在北京，还有一个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定期举办“中法学术系列讲座”（近期题目主要是古代史研究），也有一批著作出版（大多与田野调查有关）。用老友李零的话来说，像朋友一样平等讨论，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做得最好（他特别提及吕敏等人）；又说，当欧洲与中国初次相遇，法国是重要的绍介者；中法之间曾经有过最高水准的学术交流（《何枝可依》）。这是20世纪的事儿。

再往前推200年，法国传教士与中国的康熙皇帝“一拍即合”，首先建言绘制中国地图，这在欧洲现代化国家中都是很“前卫”的（在伦敦大学最近召开的清史会议中，有那么多的学者都谈到画地图的事儿）。我也研究过一点点传教士的事情（刘松龄），关心的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发动了中国十八世纪的“现代化”。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朋友，伊莎白和麦港，都是社会学家，属于法国“新社会学派”，又名“前苏格拉底学派”，即表示研究在“理论”之先（西方在苏格拉底之前没有理论一说）。所以第一项，不是讲一个“片儿汤”（不管它是本国还是外国的），而要先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历史故事），然后一层层讲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论”。既不是“理论先行”，也不是仅仅跟在材料后面，“实事求是”，说什么“眼见为实”，不敢越雷池一步；其他“唯心”的、“直觉”、“悟性”等等，都不能要。

这次造访，才使我进一步了解了这一“新社会学派”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直揭文字材料的表层以下（这是我的理解）。在欧洲的思想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已经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它是“反其之道而行”的。

我在自己的课堂上（特别是上一学期的“方法课”，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讲得最好的一门课），也在批“考据学派”，讲“直觉”等等。简单说吧，就是教学生不能仅仅跟着文字记载走，所有的史料其实都是“有限”的、“表面”的。先说古代典籍，有一句话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此大家的理解仍不到位；吕思勉先生即曾揭示出古书是怎样书写的（如《史记》），谈到要尽量保留原档案的文字，而自己不作评价。所以面对这种书籍、文字，没有一定的“准备”，是读不来的。再举《水浒传》的例子，按钱穆先生的说法，不读“金圣叹点评本”，那里头许多重要的意思（如对宋江的看法），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面的问题，在当代社会就更严重了（它把一切都“直白”了，而且是白而又白，像“白开水口号”一样，白得非让你表态接受了不可）。

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相合之处”吧。

不止于此，李零在《何枝可依》中写道：考古有用，文献有用，但都非万能。“问题在于，认知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我的另一位远方的朋友最近也说，同样是读书，Read 跟Sdudy 却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如果研究外国理论，而只读一二篇中译本，那就根本不够资格）。

或许，这正是当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应该引起有识之士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