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考据学

钱穆先生曰：近代学者率以文史家目章学诚，不知实斋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少。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此自顾炎武以来，迄戴震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实斋曾曰：学有“天性”焉，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若“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按：实斋类似的概念还有：“性灵”“识”“别识”“神解精识”“识趣”“天倪”等等，各位可一一体会）。

其后魏源曰：“经有奥义，有大意”。“玩大者，仅以经文汇观而自足“（不似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不必下学而自能上达，此尊德性多于道问学者也”。又曰：“君子之学，太上明之心，次尊见，下循习”。

晚清朱稚圭，以考据乃学中所有事，岂能自成为学？考据仅为奴，为工具，不得预于所举五学之列（五学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

是考据学一失在外，即学术之范畴（如实斋所谓“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一失在内，即学术方法。欲批评考据学，不至此层则不能止。

其导向，一在从“考据”以至于“科学主义”，一在由“疑古”而至于“反传统”。为检讨二十世纪，决不能回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