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偶得，之一

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论点，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此外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