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在他的大作《“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中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地主一佃户关系，以往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但都影响很大的说法：其一来自“中国封建社会”理论，它描绘了一种尖锐对立的主佃关系，并且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绝对优势。按这种说法，当时地主威福自态，佃户水深火热，后者不仅被残酷剥削，而且受到“代表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蛮横镇压。凡是主佃矛盾，官府一定为地主撑腰。直至矛盾激化，“主逼佃反”，发生代表佃户的“起义军”反抗“代表地主”的朝廷的“农民战争”。其二来自“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论，它讲的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这种说法中的乡村犹如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主佃如同父子，上慈下孝，一团和气，有点矛盾也不过如家庭口角，无关宏旨。

    在他看来，这两种说法也许都可以找到若干例证。但整体看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位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

    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为“和谐社会说”与“阶级斗争说”的对立。

    各位朋友，你认为怎样才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和把讨论引向深入？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暂且丢开那种既非……又非……的观点，那可能得出怎样一种结论呢？

 

 

    有朋友说：“我认为乡村和谐论更符合实际情况”，我则进而引述了《论语》和《中庸》中的一段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就是说，那种“中庸”、“和谐”的关系，已经过去了，如果说曾经有过，现在则不是那般景象了），以为讨论能引向深入，不知各位还有什么想法？请不吝指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