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问：“unfinished experiment”（未完成的实验）是不是指1748～1749年的常平仓定额削减？

依我来看，问题并不只关系到这一个层面。据我了解，在2005年北京清代荒政会议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并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对此，我在写作《乾隆初政稿》时是这样考虑的：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此外还有：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

就粮政本身而言，也决不仅仅是一个仓储恢复旧额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政府角色定位（参见拙著《活着的传统》第七章），更关系到乾隆“放弃”回向三代的理想追求的大问题。……

不知尊见如何？

希望大家能进一步讨论和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