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雷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里关于高等教育的表述提到，树立“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思路”。这是在国家纲领性的文件里面第一次正式地提出“通识教育”这个词。相较于以往“通识课程”的提法，提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应该是我国在高等教育理念上比较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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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教育到底是怎么来的？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西方也叫博雅教育，或者自由教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艺术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中国古代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在古代希腊罗马也有“七艺”，即文法、修辞、辩证、音乐、算法、几何、天文。亚里士多德认为，“七艺”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即自由公民不需要学习种田、泥瓦等奴隶的技能。这就是自由教育的来源。

　　到了十五世纪，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自由教育逐渐演变为博雅教育。它是以古典文学为中心的，针对绅士阶层的人文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获得身心的良好发展。博雅也有高雅的含义，其也是针对上流社会的教育。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有一句传世名言：“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门学问，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择一门钻研。”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博雅教育开始文理兼备，我们可以将那个时代看作是从博雅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过渡。

　　欧洲的博雅教育主要是让人注重自身的修养，提升自己的品位。而美国则特别强调公民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让人具备一个好的公民应有的素质。

　　因此博雅教育到了美国之后，慢慢变成了现在的通识教育。美国人逐渐淡化了雅的部分，而更加强调通和博，发展出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针对所有公民旨在解放心智的非职业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是19世纪到20世纪时从美国开始的。

　　1928年，耶鲁大学的一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跟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有关的理念：“教育的目标在于提供心灵的训练和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它把大学教育和单纯的技能传授作了区分。因此1928年的耶鲁报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世纪初，哈佛大学的艾略特校长开拓性地推行了选修制，他的继任者又在选修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形成了选修和必修相结合的模式。哈佛大学的选修课必须要覆盖自然、人文、社会三大部分，这已经有了现在通识教育的影子。

　　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一书，第一次提出“通识教育的目标乃至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大量的未来公民，让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责任和利益。”这是一个立意非常高远的教育理念。这本书也因此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通识教育红皮书”。

　　不同的学校用不同的方式实践着通识教育的理念。

　　耶鲁大学的做法是设计了“分布必修”式的课程，即设了几类课程，学生可以从每一类里选一到两门课，但每一类都必须要选，这是必修。

　　斯坦福大学则更重视学生思维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和道德的能力塑造。他们的通识课程一共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思维与行为方法，一类叫做有效的思考。

　　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则设计了一些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很有特点，学生学完了之后就被打上了这个学校的烙印。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学校要求学生一定要读古典哲学家的原著。这对学生而言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训练的基本要求。

　　参考西方通识教育的发展脉络，我对通识教育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首先，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几门课程。它包含了对人的人文素养、科学精神，以及方法论的培养。而这种理念的实践不应仅仅限于通识教育的课程中，而应贯穿到本科的所有过程中。事实上欧洲大学目前的通识教育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应该融合欧美不同教育方式的长处。

　　其次，通识教育不是通俗教育，不是一个科普化教育，知识传授不是其主要目的，它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格。因此如何上好一堂通识课，避免把通识课上成科普课，这对大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次，通识教育应该彰显出学校的特色。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自己的特点，可能华侨大学能做的事情，复旦大学不一定能做，或者不合适做。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目标来设定通识教育到底怎么做。

　　最后，通识教育可以促进目前的专业教育改革。改革是有难度的，但是由于开展通识教育必须由学校层面来牵头组织，学校可以从上至下试验新的教育方法和理念，进而将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学院的专业教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