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真面目》

第二章《齐物论》中

四、一切莫若“自明”

在解《大学》、《中庸》时，我反复讲“养心”。在解庄之时，我也还是大讲养心。儒家的养心，强调“心”“止于至善”而“正心诚意”。庄子并不迷于儒家，但从养心的方法讲，庄子更适用于当代人。《庄子》全书突出了一个“高屋建瓴，突破成见”。较之儒家更积极，更达观，更勇猛。

这一切在孔子那里并不缺少，说“高屋建瓴”，以孔子解易为例，实是通天人之学。说“突破成见”，孔子之于阳虎，公山不狃的态度在当时儒士中，也是大胆得可以了。他公然藐视天子，“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高抬贱人，言“雍也，可使南面”。都是活生生的“突破成见”的例子。

庄子则全体强调一个“破”字。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破“美”、“善”等固化观念，破“知见立知”，庄子说得细，说得透，细得不爽毫发，透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们不以为庄子只是一位雄辩之士。

我们要反复向人们说明的是，庄子这里讲圣人不执着于是非，不仅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般的不固执己见，顺应自然规律。

“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陈鼓应：“天均（钧）自然均衡之理” 。

成玄英：“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 。

冯友兰：“休乎天均，即听万物之自然也” 。

这些都是从“观念”上说的，他们不知一旦形成这样的“观念”也是障，而且可能是更大的障。

你们所谓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春花秋月、春雷冬雪这是“自然规律”吗？这一切只是在“有”的范围内的一个生命片段，根本不是生命的全部，其本身也就无所谓“自然”。人类现今见闻的所谓自然，其必有无法“见闻”的前因后果，这是你根本无法知道的，谈什么“天均”（天钧）？！我只能说，这“天钧”绝不是什么理论推理可以达到的，如果想明白什么是“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我个人的意见是，人们反复阅读品味《养生主》，对这篇文章没有深切的体味，就休想明白何谓“休乎天钧”。

举一个我自己的小例子：

我一生对于基督文化十分陌生，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生会去研

究这个文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解《圣经》。大概只是在二零零四年的一天，闲得没有事干，突然想到有一位友人曾对我说过，你的能力可以解《圣经》。此时的我，基本上只看过《圣经》的第一页，连第二页也没有翻过。

也是奇怪了，就在这天晚上，突然接到这位友人的电话，在谈完一些琐事之后，我提起解《圣经》的话头，咨询对方我需要作什么准备。对方告知最少要了解古希伯莱文。这对我太陌生了，我中文都没有学好谈什么外文？于是对方便告诉我可以找丁光训。

当时的我并没有细想丁光训何许人也，只知他定居南京。于是放下电话，便拨通了南京友人的电话，说起约见丁光训的事，竟想不到对方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我便买了去南京的票，第三天一早便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

接我的是另外一位友人，立即告诉我见丁光训是不可能的。这位丁先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十多了，一般不见人，除非北京中央人大办公厅批准的人。

我哈哈一笑说道，反正我也没有把这当一回事，见不到算了，只当故地重游一趟，这回彻底轻松轻松。

等到了宾馆，接我的友人的先生又问我，到底是有什么事要找丁光训？我告知，想了解一下《圣经》古希伯莱文版的常识。这位先生好似很熟悉内情，告知我丁光训也不懂古希伯莱文，他一生只是研究英语版的《圣经》。不过，这位先生可以找人帮我打听一下。

他告诉我，南京金陵神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教授研究《圣经》的院校，他有熟人。

他拨通一位金陵神学院教授的电话，对方也是专门研究《圣经》英文版的，但答应可以为我们找一位专门研究《圣经》古希伯莱文版的专家。

简单说，我就是这样轻而易举结识了中国古希伯莱文版《圣经》研究权威许鼎新先生，他为我提供了大量资料，这对于我写好《圣经东方解》，实在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话按下不表，下面发生的事更奇特。就在这天中午，我与南京友人聚餐。席间，那位答应我可以约见丁先生的女士也来了，她是江苏省宗教局的干部，专门负责省佛教协会工作的，她本人同时在南京大学读佛学博士。我开玩笑道，你不久肯定会去管基督教。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因为都认为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就在我回到南昌一个月不到，这位女士来电，告知她真的调去管基督教协会了。原因是省宗教局一位领导故意刁难她，她只好到那里上班。她催我快去南京，趁她管基督教协会，可以帮我找找有关资料。如果晚了，她就帮不了忙了，因为她已经打了辞职报告了。

由于这个因缘，我一次只花了五百元，就采购了一亿字的资料，而且都是世面上完全不可能找到的内部翻译资料。这些资料几乎集中了基督世界各大名门院校对《圣经》的各种解释。

我如虎添翼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完了《圣经新旧约东方解》两本书，六十万字。

这两本书出版过程更是有意思，这里就不详讲了。反正这两本书的写作出版出奇的顺利，大量的意外之喜。而这一切对于我，只有一个用心，反正这个事不是我可以干成的，我既不必急，也不必躁、不必喜、不必忧，随缘而尽份，尽份而随缘。

对于这一切，我也说不上我是怎么回事：是庄生梦蝴蝶，还是我梦庄生？还是蝴蝶梦我？

《圣经东方解》出版了，据说卖了一万多册，这是我的功劳吗？是我的本事吗？不要贪天之功了。说起“自明”来，我看也就是自己不要哄自己，实事求是就是“自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无成，亦可谓成矣。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古之人，他们的智慧已经达最高境界？何言达到呢？其认宇宙初始，未曾有物时，可谓认识极深，极透彻，无以复加了。次等人虽探讨已有物的存在，但仍不去分别彼此人我。再次等人虽认为人我分域，但不分辨是非。是非出现了，大道就亏损了。大道亏损，由偏好形成。果有成与损吗？还是没有成与损呢？有成也有亏，像昭文鼓琴；无成也无亏，像昭文不鼓琴。昭文鼓琴，师旷持策击乐，惠施倚梧树辩论，三人技智，算得上精熟高超了，所以都以此从所好事业到晚年。自以为偏好的事业，有超出别人的，想拿高潮的技智，去炫耀他人。并非别人所非明白，强要人家明白，因此终身让“坚白同异”弄糊涂了。昭文之子又以学琴而终身，最终没有什么成就。像这些都算成就，像我也可算有成就；如果不算是成就，像我就没有什么成就。所以，这样以滑乱言行炫耀于世，圣人坚决摒弃。圣人不会分是非，因任众人意见，即用空明之心观照万物。

以这一段文字作我上面讲的个人体会的结语，实在是太好了，太绝了……

一辈子过去了，我干了些什么？写了些文字，出版了些书，辅导了企业，见人家发了财。但我总觉得，这一切本来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何必贪天之功？说是有功劳又能怎么样？说没有功劳又能怎么样？反正这路我是走过来了。

我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呢？用庄子这段语言回答是再好不过了。

至于说到圣人，我们没有见过，庄子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

古时候有人的智慧达到极致吗？这极致在哪？有的认为追踪到（宇宙）的终极，未始有物之时，就是达到了，穷尽了。看到这里，你没有发现其与《心经》多么相似！“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既然本源如此，你的心不与本源相合，怎么可能正确呢？

是的，明确对（万物）分清是非，那“道”就因此有亏损了，偏爱也就形成了。果然是存在“成”与“亏”的观念吗？果然是不存在“成”与“亏”的观念吗？

人们头脑中有了“成”与“亏”的观念，就好比昭文鼓起了琴。若没“成”与“亏”的观念，就好比昭文不鼓琴了。

庄子实在是太幽默了，人们，要讨论“成”、“亏”的概念与观念吗？什么是“成”与“亏”？这个事情发生了，你了知了，就必有所谓“成”与“亏”的判断。如果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你说什么“成”与“亏”？

昭文、师旷、惠子各自都算是有成就的人，到了晚年也仍然是载誉而享。这是由于（世人）认为他们有独特的成就，他们也喜欢以这些特长彰显于人。这样的人，总喜好把自己的偏好，故意彰显于人，实际终身并没有什么成就。

你说他们算不算有成就呢？如果他们这算成就，那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之所长，当做成就。如果这不算成就，那我们大家都不算有成就。

世人啊！总是会被这些外在的东西眩迷了眼睛。如果不能“内省”、“自明”，谁也拿你没有办法。这种“自明”只能是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是理论上讲几句辩证哲学、道德哲学就有用的。

这里有一个古字必须说明。

原文：“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图”是简化字，繁体做“圖”。

闻一多说，“鄙”字，古作“啚”，校订《庄子》的人，误以是“圖”字。

今人又以“图”的简化字代“圖”，这就越错越远了。

马叙伦也认为：“圖”可假借为“否”。

陈鼓应译最后几句是：“所以迷乱世人的炫耀，是圣人所要鄙弃的。”

真正的圣人，以不讲求外在的功利，为之真正的大用，这才是真正的“明”啊！

“明”，生命的根本所在；“明”，生命的根本归宿。这不是比什么功利都重要的“大用”吗？

这便是我们反复讲的“养心”的目的，不排斥功利，但又不迷功利，只为终极生命的大解脱。

说起来容易，真作起来难呀！以我自己的体会，到了困惑的时候，念念佛号是最好的。这是因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本来就无分别。“阿弥陀”者，“知”也，“心”也。我们生命活动的一切一切不是完全依靠这个“阿弥陀”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觉悟了。所谓“觉悟”者，即把一切一切看成只是一个“阿弥陀”的显化。你念了这句佛号，观念也与其相符了，不也是“明”吗？

五、你不分别，它就来了。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今有话说，此话和别人所言是同类呢？还是不同类呢？其实类或不类是一样的。这样，此话和别人的话没有不同了。虽然如此，容话讲出来：（宇宙）有一个开始，也有未曾开始的开始，还有未曾有的未曾开始的开始。世界有“有”，有“无”，也有未曾有的“无”的“无”，还有未曾有的未曾有无的“无”的。有了“无”，但不知“有”和“无”究竟谁是“有”，谁是“无”。不知道我所说的究竟真的说了，还是没说呢？

天下无物比秋毫之末更大，那泰山就是小。天下人无比早死孩子更长寿的，那彭祖就短命。天地和我同存，万物和我同为一体。既同一体，还有什么可说？既同一体，还能说无话说吗？既万物一体加上我的话是二，二加上一是三，这样算下去，再能耐数学家也不能算出结果，何况一般人？从“无”到“有”，就可以得到“三”，何况是从“有”到“有”呢？不必往前算了，就这样吧！

大道从来无分限，言从来无定则，因自以为是，才有界限。左的，右的,谈论次，争等差讲分别，生辩驳,有竟逐，大争斗，这些叫做“八德”。天地之外的事，圣人保留不评论；天地内事，圣人虽评论不争议。《春秋》是先王经纬世事之书，圣人只记录不争辩。因此，有分别，就有所无分别；有辩，就有所无辩。若问：“为什么呢？”答道：“圣人胸包万有，而众人却争是非，争夸耀。凡与人争辩，是因为不自见”。

“大道不能以概念表达，大辩不能言说,大仁不言仁，大廉不谦逊，大勇不逞强。“道”若能明白说出来，不是真道，言落争辩必不及，仁固滞了反不是仁，廉显为清白反真诚,勇如逞强，反非真勇。不忘此五方面就是圆满。

人能透过“知”，解到其所“不知”，就是“知”极致。谁知无言之辩，无语之“道”呢？假如能知，就叫进了天府，怎样灌注也不盈满,怎样倾出也不枯竭,但又不知其何而由来，这叫永葆光明。

在庄子当时，这些言论未必是有石破惊天的意义。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早有“齐物”的特点，从不象西方人一样，把事物与事物的分际当成不得了、了不得的事。

而在当代所谓科学思维的观念中，“分”、“分析”、“分别”，确实是最最重要的思想方法，没有这个“分”，就没有科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互有区别的两大体系。综观中国古老的文化，人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在“当下”这一刹是否合于“天道”总的运行。这对于没有实践过的人类来讲，表面看来有几分迷信，事实上也有许多人也可能因此，而常常落于迷信。因为任何活生生“当下”真是无从把握，也无法“分”，只要一“分”前念已过，后念促来，不等你说“分”，念念废除八万四千个了。你能抓住哪一个？其实这其中是包含了一种微妙的模糊把握的，隐藏了更深刻的生命真理。这里不细讲它的原理，诸位要想明白其中奥妙，请读下文《养生主》。

这种模糊把握就眼前的“当下”现实来讲，实在很难肯定其事、其物、其人、其念是否正确。其实，中国文化讲究的就是这种把握中的不把握，认识中的不定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分两种情况说，第一种，这物事与你本无缘分，它在你的“知”中一闪而过，那就让它一闪而过，千万不可让意识去纠缠。第二种，这物事若真是和你有缘的物事，它在你“知”镜中的发展运动总有一定流程。只要我盯准了这物事的发展线索，随时扫除自己头脑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冒出的对此事物的偏见，不执着、不固化、不主观，随缘尽份，尽份随缘，永远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让这个事物在你“心斋”的流程中自然运动，自然分化，自然合成，早晚你就了知它的全部奥秘了。这奥秘是推理不出来的。这种“了知”，我们把这叫“智慧自来”，也即庄子说的“官知止而神欲行”，也即释迦牟尼佛说的“无师智，自然智，一切智”，正如老子所言：

深知雄强，却安于雌柔，作为天下的溪涧。作为天下的溪涧，

常“德”就不会离失，而回复婴儿的状态。

深知明亮，却安于暗昧，作为天下的川谷。作为天下的川谷，常“德”才可以充足，而回到真朴的状态。

真朴的“道”分散成为万物，有道的人沿用真朴，则为百官的首长，所以完善的政治是不分割的。

这是《老子》二十八章陈鼓应的译文，通篇都好，只是最后一句译得不好。这种“用心”并不局限于“政治”，这是要求人们在对待一切事物运动都要如此“用心”。这样你的“心”，你的“知”，就是一个无边际的“心斋”。即打开你的“心”、“知”，让所谓的客观事物，自己在里面自然运动。这也可以叫“心祭”，那以祭祀的庄重精神，等待“天意”的自然表达。好好读《论语》吧！《论语》全书都是这样的“心祭”的记录。

“大制不割”的本义，恰恰是在我们这里介绍的《庄子·齐物论》的这一段语言中。庄子这一段讲了半天，就是老子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庄子的文字虽然雄辩，根基却在老子这段经文中。这段经文表达的就是“心斋”、“心祭”的基本运行特点。

“天下攘攘”多么雄强，我却不介意这雄强。这样，“常”，生命的整体运动，我就可以观透了。就是这样“观透”了，我也不分辨。我永远像一个“无知”的婴儿。我何尝是婴儿？只是冷静轻松观这幕大剧罢了。

“人间繁闹”多么鲜明，我却守着自己的糊涂。我的心，既容纳一切美好神圣，也容纳一切污垢肮脏。其实这一切莫过“我”的一“知”。这“知”是有极，是无极？其实它就是“无极”本身，还说什么有极、无极？

这一“知”，“我”的这一“知”，是万象万物的起源处，也是终结处，让我的“知”不受这万象的干扰吧。

虽然我的“知”，我有没有生命，我有没有“知”，总是要被万象万物的闪现所证明，不然我无“知”可说，也无“生”可说。此即“朴”散必为“器”，“知”本体即为“朴”，“朴”生万般幻相，这些幻相的闪现又证明了“朴”的存在。这个“生”就是“散”。但我绝不被这“散”出来的“器”所迷惑，因为它只是我的“知”镜上的“幻”，瞬息有，瞬息无，我只因它能证明我的“能知”之心，是否清楚明亮，才重视它的。它本身的是非对错与我何干？只是“观”着它，也即是观着我的“能知”之心是否清晰明亮，我自然便通“圣”了。这样，我在这万物万象的波涛变化中，就是事实上的主宰了。因为这万象万物，莫过我的一“知”。除了我的“知”，我找不到任何东西、任何力量、任何主宰，我不是主宰是什么？这一切在“我”的“知”中的展现过程，就是生命的整体活动。这种整体生命活动的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是活生生的东西。既然它是“活生生”的，如大河之水一样“逝者如斯夫”，我怎么可以分别类种，划分界限呢？

为什么“我”“当下”的这一“知”，就是生命的整体呢？我成佛了吗？我成圣了吗？我不是佛，我也不是圣，但除了我的这映照万象奔腾的“知”之外，我何处找佛？何处找圣？何处另找一个“知”？何处找这“大制不割”的生命整体呢？

陈先生，这才是“大制不割”的真义。“知”，每个人活生生的“知”是不能分割判认的，它就是认知本身呀！问它的来源，无尽无尽，无尽的宇宙、无尽的天地、无尽的因缘，这“知”背后的一切我们无法“知”，若想“知”已是另一“知”，若不想“知”，也是另一“知”，一“知”怎么“割”？凡“割”已不是此“知”。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正确理解庄子，真得把老子这种“用心”原则、原理理解透，不然，庄子上述言论，对你实在是太突兀了，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试着向人们说明老庄对生命认知的真义。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电影艺术家，一个是从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原始人，两个人一起走进一座立体电影院里。这个电影院天幕是四维的，整个房子就是密闭屏幕，屏幕上正在演着一部活剧。

这一切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他会冷静静地看得津津有味，琢磨这部电影的拍摄的巧妙，含意的深邃，表演的精到。至于各种特技摄影，人飞，地卷，天塌，楼震，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或笑其浅薄，或叹其绝妙。

这一切对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原始人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他不能如老子所言：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他就非常可能随时因喜、因恐、因欢、因忧、因惧。跳起来，从头到尾躁动不已。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经常想钻到屏幕后面去找屏幕里那些人，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一个不知电影为何物的原始人——我，就是这么愚蠢。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强行为自己见闻觉知分类划界的人，也是和少不更事的我一样愚蠢吧？

想想吧，想想吧，人们！“知”，你的“知”怎么了？怎么划？只要一“分”、一“划”，已经是第二、第三、第四个“知”了。

人们啊！不要过分分辨你的一切见闻觉知。所见者，如肉眼“当下”所见；所闻者，如“当下”的消息、新闻传来；所觉者，冷、热、寒、凉、苦、麻、辛、辣者；所知者，名人理论，圣人语录，文人论断诸如此类等等，皆不是不分辨，而是不要固执分辨，其实说不分辨时已经本能分辨了，只是不可随着某个分辨，一头扎下去推理、分析、认定……一环又一环，一层又一层……那是永无尽头的。那就不是前文庄子所说的在“北冥”中的“鲲”，也不想振翅而飞，可能还要扎入那深不可见底的黑水之中。

不如像一个婴儿望着这气象万千的世界，好玩，好玩……太好玩了，可以随之手舞足蹈，却不跟进去研究什么，探讨什么。你不是专家，也不是“电影”艺术家，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装出一个样子，我是学者，我是专家，我是义士，我是良人，我是智者……看似伟大，一套学说、一套理论；口若悬河、吞云吐雾，实在皆是迷于肉身感官的云山雾罩的妄论。

除了一“知”，什么是你的？仔细想一下，其实，连这“知”也不知是谁的，你装什么大尾巴大灰狼……

有人说这不是相对主义吗？非也，非也。那到底最后庄子是追求什么境界呢？庄子在《应帝王》篇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语言隐晦，一般人很难了解，自认为了解了的人，也莫过是以为庄子是说了个“顺应自然”。

正如《应帝王》所言：

南海的帝王名叫儵，北海的帝王名叫忽，中央的帝王名叫浑沌。儵与忽经常在浑沌的境内相会，浑沌对他们非常友好。儵和忽商量着怎样报答浑沌的美意，说：“人都有七孔，用来看、听、饮食和呼息，惟独浑沌却一孔都没有，我们来试着为他凿开七孔。”（于是儵与忽）每天替浑沌凿开一个孔窍，七天下来浑沌就死去了。

最典型的还是庄子讲的壶子的故事。真正达到了“混沌”的境界，可不是一个“顺应自然”四个字那么简单。正如壶子他已经到了可以随意主宰自己生命运动的境界，说兴便兴，说衰便衰，说旺便旺，说胜便胜。生死捏在手，兴衰握于掌。

这个境界正是庄子所言，非常难以表达，只好名之“混沌”，最后只能是“得失寸心知”。虽可以用一句“心”与“天”合一，但也十分抽象。

中国古文化大量的经典作品教人的，都是希望你达到这样一个“混沌”的境界，但这个境界却非常难表达。即便某个人有体会，但也和你刚刚认得一个情人一样，根本找不到可以与之完全沟通的语言。像庄子在《应帝王》中的表达，已经是淋漓尽致了，但今天人们理解起来，也还只是莫过“顺应自然”四个字。

如果这样说，庄子不就太像今天的环保主义者了吗？如果中国古文化就是和“绿党”一样浅薄，这个文化就不会在中国延续三、五千年而不败了。

中国古文化很难向人描绘，你该达到什么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样子。永远是说，你到了，你自己就自然知道了。大半的时候，古人、圣人总只是苦口婆心的告诉你如何“养心”、“炼心”、“修心”，这些做到了自可以进入这个境界了。这样的教诲，孔子、老子、庄子各有各的系统层次，虽然相互之间差异不大，把握起来都不是十分容易的。

但有一句话我是可以讲的，庄子及诸圣人所言只是一个意思，你放下分别了，“它”就来了！

庄子有庄子自己的体系。《逍遥游》是讲的人生态度，《齐物论》则主要讲的是思想方法。

像本节录的《齐物论》这一段，如果你要理解了，实质上就是对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古希腊文化的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有力驳斥。

庄子的雄辩实在是太强悍了，一张嘴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其实，他与孔子、老子的最后追求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只是外在风格显得强悍罢了。这也实是到了他的时代，百家争鸣蔚然成风。他的文章若没有如此的雄辩之力，恐怕连看也没有人看了。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无彼无以异矣。”

王船山评道：“虽然，姑试言之，防人谪己而先自破之。”

“分类”，这几乎今天一切讲求逻辑理性的人们，研究思考任何事物前必先做的事。如果不分类，一切逻辑理性无从成立。

“分类”是今天人类的基本思维方法，其实，这种思维方法下手就是错的。但庄子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样一说，庄子就是以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了。庄子实是说，我这是随着你们爱“分类”人的话，来说一番“废话”。就我自己来说，我是从来不这样思考问题的。现在只是因为要适应你们爱“分类”的人们的习惯，我才不得不如此说。

从这一段话，你便看到了庄子的雄辩，实在不是古希腊的那些雄辩家们可以比拟的。你没有张嘴，他先把你的嘴封了。

接下来，庄子的逻辑更为突兀，他不讲“分类”本身的错误，而是直接从生命的认知，即我们一再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知”——“灵”——“阿弥陀”插入。

人的生命认知如果可以“分类”，那首先就应该承认，生命

的认知有一个“起始”。到底有没有起始？说“有”说“无”，其实都是废话。既然如此，任何“知”，也只是“道”全体显示的一“知”，如果说“大”就是秋毫之末，泰山就是“小”了。 全是“知”中一幻，何言大、小？“大”“小”在这里莫过是人随意定的一个“类”名，并无实义。

这里最重要的语言是：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庄子对生命本体运动的基本认知。

我“知”，天地生。

天地生，我“知”；

万物生，我“知”。

我“知”，万物生。

一切“本一”，还有什么好说的？连基本的数字，都是妄生的，还说什么“分类”？

有“类”必有“封”。封，畛，界限。

一切只是一“知”，一切“被知”之物，只是“知”之幻，本身是“幻”的，物物、事事何言界限？

庄子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

最根本的是老子一句：“大制不割”。

一“知”只是一“知”，这个“知”，虽是一刹“当下”，却囊天括地，包容万物，不容分类、分疆、割裂。任何分类、分封、割裂的认知，只是在“了知”的范围内看似有道理的。如要要从这“了知”再往下探，任何进一步的推理、辨析，都会使你跟着妄念跑了而不自知。

某一次跟着妄念跑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是你“知”镜上从此留下了分类、分界的标准、习惯，那就大大麻烦了。

“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道”可见可闻，但不能说真“知”。它永远呈现为恍兮惚兮，所以言“不知”。

同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知道“知”的背后有个“不知”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知了。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

一切只为“心”——“知”——“阿弥陀”之镜“葆光”。

即尽可能使心镜洁净。

这和今人的“顺乎自然”可是有非常重大的区别呀！今天人的“顺乎自然”，早已经是被一个人们认定的所谓“自然”封疆了。你所谓的“大自然环境”是不是能独立于“心——知”之镜的？是不是现有肉身眼、耳、鼻、舌、身、意之外的？人们不知，割裂“心”与“物”，把二者对立起来，主客二分，就不是“自然”了，也没有自然了。即便有，也是真正“唯心主义”的“自然”，即你意识中的“自然”，而这“自然”，根本不是“自然”。想想，人们，是不是如此？只有当你心如如不动时，真“自然”就呈现出来了。这就是《养生主》中的“智慧自来”。

只是心——灵——知——阿弥陀的洁净，没有外在自然可顺应。如果你心——知——灵——阿弥陀本来就是模糊的，扭曲的，折光的，你的“自然”也非是自然的真相、实相，你顺应什么？今人所谓的“顺应自然”,实是“顺应妄想”。你跟着肉身感官的“妄想”跑了，“智慧”只好在你背后叹息。你与“智慧”失之交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