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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运》初解——心学史经纬之九十八
(2013-06-23 07: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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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觉悟天德六合五行心祭南无阿弥陀佛 |
分类： 心学史经纬 |
《天运》初解
——心学史经纬之九十八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转运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太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
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天自运转吗？地静止中吗？日月交替争住所吗？是谁统领着这一切呢？又是谁无事而推动这一切？或许是机关发动不得已为之？或是自行运转不停？云层为雨水呢？还是雨水为云层呢？谁掌管云雨？谁无事贪求促成这一切呢？风从北起，忽东忽西，在上空中来往回转，谁呼吸造云飘忽，还是无事吹动它？这是什么缘故？”巫咸说：“来！我告诉你。天道本存六和五行，帝王顺其行事便能安，违背便会祸乱。九州事务，治理成功完备功德，光照人间，天下拥戴，至高无上天帝之治也。”
宋国的太宰荡问庄子仁为何。庄子说：“虎狼也有仁爱心。”太宰荡问：“怎么解呢？”庄子说：“虎狼也有父子相亲，为何不是仁爱呢？”太宰荡说：“请问仁的至境是何？”庄子回答：“仁的至境没亲情。”太宰荡说：“我听说，无亲情不会有仁爱，无仁爱不孝顺。如此说，仁的至境就是不孝，可以吗？”庄子说：“并非如此，至境仁爱应受尊崇，孝本不足明。你所言未超越孝，也未涉孝的境界。南行至楚都郢，面北看不到冥山了，为什么呢？距冥山远了。所以说，尊重之情行孝容易，爱来行孝难；爱来行孝容易，父母安适难；父母安适易，安适天下人难，安适天下人容易，令天下人忘我难。蔑视尧舜不足为德，他恩泽施给天下，天下却无知，难道你还要嗟叹自夸“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刻意而反成拖累，不值颂扬。所以说，最珍贵者，爵位可弃之；富有的人，财富可弃之；最高愿望的人，名誉弃之。只有大道是永恒的。”
北门成问黄帝：“您在洞庭之野上演奏咸池，开始听惊惧，再听，心情松弛，精神愉悦。听到最后迷惑了；只觉神情恍惚，无知无觉，惶惑、疑惑，不知所措。”黄帝说：“可能如此吧！以人情来演乐曲，引证于天道，演于仁义，与天道合。以五德为准，四季调和顺畅，万物和平相处。乐犹四季交替叠换，万物生长不息；乐声时盛时衰，时强时弱，生杀循序。忽清忽浊，阴阳调和，声光交融；冬眠虫活动，雷霆之声惊动；终结时无结尾，开始时也无起兴；时消时兴，时停时开，变化不可穷尽，不可期待。因而会惊惧。”
“用阴阳二气和合演奏，乐声流畅，日月散射，光辉映照；时刚时柔，刚柔并济；变化有律，不拘陈规；乐充盈山谷，制约情欲，凝住精神，循乎天然。乐声悠扬，节奏明朗。幽暗处鬼神隐隐，日月星辰依轨运行。演奏时停，回声流于广漠，思虑却不能明白，观望无法见到，追逐不能及；茫茫然置身大道，倚几案吟咏。内心穷竭所思，眼睛穷尽所见，精力穷尽所欲，追赶不上了啊！形体充盈内心空明，方可随顺应变，心旷神怡。”
“又用一种无怠境界演奏，自然之音以调和，音调好似混杂，相互追逐，丛然并生，众乐齐奏不见形迹；乐曲振动爽朗奔散，乐声变幻于莫测处，境界暗昧；以为消逝，以为兴起；或实在，或虚华；旋律分散飘徙，不限老调。世人疑惑查问圣人。所谓，通达事理，顺其自然。天性未动，而耳、目、鼻、口、心五种器官具备，却神理不动，安于变化。虽未言而心悦，这就是天乐。所以神农氏赞颂它说：“听不到声音，看不见形迹，却充盈大地，包容六极。”“想听清却无法连贯，所以迷惑不解。”“这样的乐章，初听惊惧，因惊惧以为祸患；我又演奏了放松的乐曲，心情放松，惊惧渐渐淡化；迷惑的心神，变
得茫然无知无觉，才可以进入‘道’，进入‘道’，天道与你浑然一
体，此与道相融。”
正如陈鼓应所言：“《天运》篇，由七节文字杂纂而成，各节意义不相关连。属于杂记体裁。”
第一节是很有意思的。类似如此的置问，即“天问”。几乎各民族的文化史上都有。这应该是先民之为“人”的重要倾向吧。
人之为“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正在一个“觉悟”。这个“觉悟”不见得要有什么功利性，即不只是为满足人的肉体需求。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肉体的狭隘的功利性越是稀薄，这个民族的文化觉悟的水平越高。反之，则觉悟水平越低。
说到生命之“知”的起始，经言“无明缘行”。假如有一个“初始”，最早的“知”中并不包含“觉悟”，只是当“相”呈现出来之后，“觉悟”才会随之而来。
对外在“被知”事物的置疑本身就是一种“觉悟”。
这种觉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把这种天道的运转一律推给天外的神灵（如巫术图腾文化）；第二种，把这种天道的运转一律当成外界自然之事，如我们今天的所谓唯物主义文化。第三种，把这种天道的运转和人类的德行联接起来，这便是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基本特点。人们可以查阅一下中国人自己写的历史，从《史记》开始到《明史》，几乎都包括社会史和自然史。不似外国的历史，总是把二者分开。这怕也正是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
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这“治成德备”四个字就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历史观。
在这种历史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这个“德”到底是谁的，是“天”的，还是“人”的？
在讲这个道理时，就用得着今日的辩证法了。这不是说，辩证法就可以、就应该成为我们的思想原则。什么地方只要一套上辩证法的原则，我们就会胜利，我们就会正确。这只是由于，在我们与人们交流与沟通时，使用辩证法的语言，就容易与人沟通，尤其易与当代人沟通。在另一方面，也容易以文字表述。因为语言文字局限性极大，没有确定的概念几乎无法交流，书面是很难神遇会意的，只好用这种所谓的“辩证语言”。
“天”之德必须通过“人”之德表现出来，“人”本身无德可说，只因因缘凑泊令这种“天”之德，表现在你身上。即便你已经做得很充分了，也不能认为这是“我”之“德”。
这样，“德”就不再是一种观念式的原则，更不能可以以人间的“善”、“真”、“美”观念来衡量，认为合拍的就是“德”，不合拍的就不是“德”。“德”，永远只是“天德”，与人无关。
衡量我们在一件事上做得有“德”无“德”的标准，不是利益，哪怕合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可能是“缺德”。这里的关键是，是否有利于人的“觉悟”，尤其是大多数人的“觉悟”。
而大多数人的“觉悟”，往往又是一个很难觉察的漫长过程。比喻今天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确是催使人类觉悟生命的伟大力量，但在自然科学发展的这五百年内，自然科学对今天的人类社会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使得人类的“我”相、“人”相更为严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以自然科学的根本思想方法和价值观模式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表面看是辉煌无比，实际上造成的后果之恶劣，绝不亚于巫术图腾文化。
对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讲，我们可以公允看待它的作用，认为天本身的一切都可以是“天”之德，“天”之善，但这对于生命不足一百年的人类观念来讲，其一切言行可能只是“恶”。
何时“德”该以“善”表现，何时该以“恶”来表现？这绝对不是人类的主观意识产生的某种聪明智慧可以随意把握的。
所以，你的行为是否合于“天”之德，只有靠“智慧自来”的“良知来证明。
《天运》这一段文字的进步意义是明显的，但他把天地宇宙运行的真相局限在“六合五行”上，这是很不足的。
中国古文化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把终极真相停留在六合五行上，没有进一步探讨到无迹无形的能量运动，尤其是没有明确把“六合五行”的运动与生命的“能知”之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运动。离心无物，离物无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重大缺憾在战国时代已经露头，到了东、西两汉几乎泛滥成灾。如果不是魏晋时代，佛学的传入，中国文化很可能全盘走入神秘浅薄的“阴阳五行”文化中。那就没有后来的禅、净二宗及宋、明理学了。
从这看来，《天运》也不是庄子亲笔，因为它距《大宗师》的基本思想差得太远。
《庄子·内篇》可没有把“六合五行”当成宇宙——生命系统的终极真相。
第二段文字的注脚，许多人认为在《老子》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同时也在《庄子·齐物论》“大仁不仁”。依我看《论语·学而》第二节似也可作为注脚：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儒家是强调入世的文化，但他不是为了入世而入世。“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可以作为“人之本”吗？可以又不可以。
我以为这样才显示了有子这段话中一个“与”字的真义。要不然何须在此处用一个疑问句？
《天运》的第二节的主题也和有子这段话相同。
“仁”是生命之本，这是中国文化所共认的。任何事物，任何生命，任何生命活动中都包含了天地宇宙之大仁大爱。但是这个“大仁大爱”，和作为人间的观念的“仁”、“义”、“孝”、“悌”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这里庄子用了近乎雄辩的语言，回答了荡的提问。
“以敬孝易，以爱孝难”。
成玄英疏：“夫敬在形迹，爱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难；迹关人情，故易也”。
“以爱孝易，以忘亲难”。
陈鼓应注：“忘，形容心境达到适度程度的一种境界。”
这个“忘”字实在难注，如此之注，已经是难为陈先生了。这实
是王阳明所说的“孝”的境界，不是为孝而孝，该孝必孝，不以孝为
孝。这便是“心”与“道”合，而不是“心”与人间的“孝”观念合。
“忘亲易，使亲忘我难。”
这里的头一个“忘”，是达于“道”者之“忘”，忘亦不忘，只是不以一己之私爱为念。这便接上了上述王阳明论“孝”的观点。“孝”是自然之相，不可局于人间的观念。所以这里的“忘亲”是达“道”者之“忘”。
但是我达于“道”了，能使我的亲人也达于“道”吗？
成玄英疏：“自非达道者，孰能行之？”
我不知这节文章是否庄子亲笔，与上一节巫咸招答问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境界。正如陈鼓应所言，《天运》是七篇短文杂纂而成，这两篇差异也太大了。
前一篇还在“六极五常”中，此篇已经触及到“我心”、“人心”，本位一个“心”的层次。二者相差太远了。
一人达“道”，鸡犬升天，这不只是神仙家言。本来无“天”可升，只是一个“心安”。我心安了，我的亲人的心也能安吗？我四周的人的心也能安吗？
这是衡量一个人真达“道”，还是假达“道”的重要标志。
慧思大师说：“我一口吞尽十方，十方众生皆已度完。”其中就包含了类似的意思。
明白了这一层，便会容易明白佛言，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所
言：“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这一切说的全是类似的意思。一切人都是我心中之人，一切众生都是我心中的众生。“我”达“道”如果不能惠及众生，就是没有真达“道”。
“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
“兼忘天下”实际上就是达“道”到了更高层次，唯说一心，唯说“当下”一心。除了这“当下”一心，其他什么也没有。“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亦不可得”，任何一个“当下”，都是天下之“当下”，包含一切之“当下”。“当下”即是“天下”，哪还说什么“天下”？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王船山道此：“与天下相忘者，不私其亲，其亲亦不私焉，老者自安，少者自育，胥相各得，天下莫知其为谁之赐”。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如此。老者自安而未安，少者自育而未育，胥相各得而未得，大家却都走在“觉悟”的大道上。你说这是谁的功劳？是谁赐于众生的？
“道要证道”，众生必定成佛，这是“宇宙——生命”系统自身唯一的规律，任何力量阻挡不了。到了这个份上，还说什么“仁”、“孝”？不说“仁”、“孝”，自有“仁”、“孝”。
“为道不渝”，除了“道”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地位、富贵、名誉。
第三节是谈论音乐的。如果你只是以音乐理解便狭隘了。这实质
上是讲人的“心斋”。“斋”之一字，可表空间；“斋”之一字，可表庄重；“斋”之一字，也可表“心祭”。
天地宇宙、自然天相、人生百态各有万千，不知何处而来，不知何处而去。正是《老子》所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这“心斋”，这“宇宙”，实是一体，实是一回事。一切声于我，都是和谐的“天籁”，一切相于我，都是极乐的“天相”。
看看佛经中是如何说的。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不同的“心”，不同的“知”，见同样的“相”，理解不一样，这是大家知道的常识。但，要说不同的“心”，不同的“知”，见同样的“相”，认知也不一样，外在的“相”也会变异，这人们便不好理解了。
生命的整体也是生命整体，整体裂变为个体是不得已的幻相，不改变整体自身的任何特点，整体永远坚持“道要证道”，而且它永远呈“帝网珠”的形态，但是从不同的网眼“观”来，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相”。这从推理来说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
比如自然科学在人们看来是实而又实的事，多少人想凭它发大财，多少人想凭它使生活更便利，多少人想凭它搞清宇宙秘密，多少人想凭它实现富国强族梦，多少人想凭它成为世界霸主。
然而我们，今天面对这五百年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才知道中国文化原有多少局限。中国文化是从终极探讨生命秘密的文化，但若中国人不走出农耕文明的“家宗教”文化，只凭个别人的天赋悟性，想度尽众生太不容易了。今天的自然科学发展，“地球村”的显现，宇宙能量一体化的发现，终于可以使“开悟”成为普通人的“常识”了。人类大解放、大解脱，终于可以成为可触摸的现实了。
这样，同样是面对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不同的“心”，不同的“知”，结论不同，认知也不同。自然科学是功能，是价值，是威慑，是动力，也是人类觉悟的福音。
核武器的爆炸，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和雅音”呢？什么时候会令人类感到也是阿弥陀佛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呢？
这是完全可能的。众鸟尚不是罪报所生，核武器爆炸为什么不能成为众生皆成佛道的六种震动呢？
王船山解释《天运》第三节时说：“人也天也，物也，皆自然之
化也。得其自然之化而无不乐。故乐之虚出，以有形象无形，摇动天
人万物之和者，可以徵道焉。”
只要当人类之心，合了道心，天地宇宙一切音皆是“和雅音”。
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吾始闻之惧”。
王船山道：通于人而未合于天，则成于事而亏于道；合乎天而不因乎物，则执其常而不达于变，不通于人，无所震耀，则情不警而乐不动，惧者所以动之也”。
苏辙：“夫至乐者以下三十五字，（即至“太和万物”）系注语误入正文”。
王叔岷也以为：“唐写本，赵谏议本，《道藏》成玄英疏本，王元泽新传本，林希逸《口义》本，皆无此三十五字”。
舍去三十五字，这段文字就成了：“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私事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经纶；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水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愤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女故惧。”
郭嵩焘注曰：“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起，莫知其所自竞，犹死生与天无穷，而忽一至，则物亦之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乐之变化，动于自然”。
这是说的以我们这个自然表相世界的景相运转排列为“乐”，必使人惊惧。因为我们这个表相世界大起大落是为常态。
“复闻之怠”。
原文：“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
钱穆先生评曰：“此明袭《齐物论》语，而殊不贴切。外篇决不出庄子，此深处皆见”。
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其主要意思就可以了，不必深探是否真是庄子文笔。这是说，透过表相世界，看其中“道”的循流，一片虚空，你听了这样的音乐“悍气尽，四体柔也”。
比如我们面对自然科学的彪悍之气，首是惊讶、惊奇、惊惧，但若观到深处，它莫过是借此打开人类的眼界，知“宇宙——生命”系统的能量运动本为一体。你原来的惧怕它的紧张心情会立刻尽怠。
“卒闻之而惑”。
这是说再回到现实世界。即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又回“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境界。
王船山说：“至于人天万物之皆备，何常声之有哉？灵者自灵，蠢者自蠢，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荣者自荣，实者自实，充满天地而机不张，此乃谓之自然之命”。
“莫愚于物而同其惑，不炫知以求乐，愈怠愈惑，去其勤劳，捐其明慧，乃载道而与之俱。”
正如原文所言，“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不管这一节是否庄子原文，但最后的提示对于我们学心学者，是至关重要的。一切莫过“愚”一点，永远使你的“心斋”中的万相保持“恍兮惚兮”的状态，千万不可自作聪明，以为自己会事事了然，一切清楚明白。一旦有了这种追求，事实上是被某物、某情、某人、某观念所牵了。这对于建这个内宇宙“心斋”来说，反而是糊涂了，遮掩了，心量也就自然小了，视野自然窄了。真正需要用心时，反而得不了力。
我们一再讲“智慧自来”，诸位千万不可追求这种境界。一旦急
迫追求，不仅不会有“智慧自来”，反而可能出现认魔为父，认祟为子。到吃了亏再回头，做了夹生饭，反而误了卿卿性命。
我们一再说，讲心学，说良知，只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人类觉悟的路径，并不需要大家如法藏比丘那样，再去走一回大觉悟的曲折的羊肠小路。
电视机已经完备，按一下电钮就行了。这个电钮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对于初见电视机的人，也许认为是太神奇了；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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