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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3中建十年战争索赔再回首

■ 本报记者  曲  子

　　徐朋，1941年6月生，1963年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建总公司分管海外业务副总经理，现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常务副会长。

　　编者按：被称为“战争经济学先师”的英国剑桥大学庇古教授，在《战争经济学》一书中，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探讨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深层次问题。但在海湾战争中，像中国建筑这种作为第三方受害国的企业，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常权益和利益，作为战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该书并没有涉及，当时中国国内也没有与战争索赔相关的理论指导文献和书籍。中建原分管海外业务的副总经理徐朋先生，离开领导岗位后，依然眷恋着海外承包业务，去年出版的《国际工程承包实践十三年》一书，对这段索赔历程有专门的记录和详尽的描述。日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徐朋先生十分谦虚，记者认为对他的采访、对中建这段战争索赔成功案例的再回首，在国内同类行业中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徐先生马上更正说：“应该是具有借鉴意义。” 指导也好，借鉴也罢，3785万美元的战争赔款，早在2003年3月20日，就由联合国总部汇到了中建总公司账上。如果本文对中国国际工程行业的工作实践有所帮助，特别是对战争索赔领域的研究与操作有所启迪，便是我们报纸的目的。

起草索赔文件52皮箱  回答联合国问题250个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中建总公司损失巨大。
　　1991年4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按照国际法，负责赔偿因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为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和伤害”。联合国为此设立一项基金，由“联合国伊拉克战争赔偿委员会”管理，并负责给予受害者补偿。5月份，赔委会在日内瓦成立，美国人拉普安先生任常务副秘书长。
　　1992年4月29日，中建总公司成立了索赔领导小组，开始整理、撰写索赔文件，于1993年正式向联合国赔委会递交了索赔书，大约有52个一号皮箱的索赔文件。同时，代为总公司当时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工作的1900多人申报了个人索赔。
　　1998年联合国赔委会第26届会议期间，我驻日内瓦使团吴健民大使，与赔委会执行秘书长艾梅先生举行非正式会晤后，让我方等待索赔对话通知。这意味着在等待了五年之后，联合国对中建的索赔文件审理即将正式启动。
　　徐朋先生1998年正式负责这项工作。1月19日，他主持总经理办公会，恢复了总公司索赔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方针。6月25日和12月28日，又两次召开会议听取了索赔工作的汇报。2000年8月1日，徐朋带着中建战争索赔的一系列方案、问题和思考，专程赴日内瓦拜会了拉普安先生，会谈效果令人满意。
　　2000年12月中旬，经过联合国使团和我国原外经贸部，联合国赔委会向中建发出索赔规则程序第34号通知，要求中建回答联合国专员阅卷后提出的250个问题，限期2001年4月20日之前。
　　250个问题中，一般性问题8个，特殊性问题242个，涉及四个方面。属于合同损失的79个，属于有形资产损失的39个，属于对他人付款和救济的77个，属于包括托管费在内其他损失的23个。
　　2001年2月1日，总公司召开索赔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开始了实质性索赔阶段的工作历程。这项工作涉及资料浩繁，内容庞杂，缜密细致，每一个细节都要在残缺不全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可供说明索赔的理由和依据，非常之艰辛。250个问题，可以说个个棘手，中建承包的所有项目，基本上都是伊拉克延期支付工程款的项目，按联合国的规定均不在索赔之列。加上原始凭证不足，寻找和形成一系列可以证明损失的新证据非常困难，而250个问题中绝大部分都是索要证明损失情况的原始凭证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徐朋带领大家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250个问题终于全部回答完毕，并由中文译成英文。在联合国规定时限内，将5个皮箱的文件顺利提交。

索赔能否成功心中没底  巧妙规避伊拉克“黑名单”

　　1996年底，联合国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决定在联合国的直接控制下，对伊拉克实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建从未放弃伊拉克市场，战争一结束，就派工作人员捷足先登，迅速签署了一系列“石油换食品”项目下的贸易合同，并且雪球越滚越大。
　　就在这时，伊拉克抛出了一个“黑名单”计划：把提出战争索赔的外国公司列入“黑名单”，拒绝和这些公司签订“石油换食品”贸易合同，中建已经被列入其中。
　　作为“石油换食品”贸易项目，利润可观，联合国直接从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中支付，对各国供应商都极具吸引力。一些索赔额度不大的外国公司，包括一些中国公司相继宣布退出索赔要求。
　　中建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蒙受了损失，但最终能不能索赔成功、能索赔多少，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如果撤出“黑名单”，将有利于扩大“石油换食品”贸易的规模。如何权衡和判断未来的利益，大家陷于了两难选择。在徐朋的带领下，经过广大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取得了伊拉克上层官员的谅解：老合同在执行，新合同在签署。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难度实在太大。不久，徐朋拜会中建在伊拉克的最大业主伊拉克灌溉部长时，他明确提出了警告，希望中建撤出索赔行列。
　　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是很困难的。经过研究，中建做了两个富有弹性的应对方案：一是把通过联合国的“多边索赔”，变成中建和伊拉克的“双边索赔”；二是通过外交努力及中建在伊拉克建设项目的影响，撤出“黑名单”。徐朋当时专门向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光亚同志、向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乔宗淮作了汇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两个方案通过任何一个，对中建都是有利的，但最终都没有结果，只好坚定不移地走联合国索赔的道路了。
　　“黑名单”对联合国赔委会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少公司突然撤出索赔，对其是一个严重打击。2000年8月，徐朋第一次拜会拉普安先生时，他直截了当地问：会不会在压力下撤出“黑名单”？徐朋明确表示不会撤出，拉普安先生表示赞赏。此时的徐朋，深深感受到放弃用“双边关系”解决问题的决策是正确的，更加坚定了通过联合国向伊拉克进行索赔的决心和信心。

吃透联合国34号通知精神  确定对伊索赔5步走思路

　　中建最初提出的索赔额度较大，其中属于延付项目方延期付款相关的约占85%，这些不属于联合国的理赔范围，真正进入理赔范围的少了很多。根据赔委会34号通知要求，相当一部分项目需要提交新的证据，如无“最好证据”也要提供“次好证据”。这对中建是一个极大考验，当时根本没有战争思想准备，回过头再找证据难度太大。在充分理解、吃透34号通知精神的基础上，中建逐步形成了以下5步走的索赔思路：一、凡是明显属于延付项目的索赔内容一律去掉，表明中建是一个尊重联合国规定的诚实公司；二、凡属于延付与非延付的边缘的索赔内容，尽可能使其模糊化，全部进入索赔项目；三、保证非延付项目的证据齐全，确保这一部分获赔；四、竭尽全力搜集“最好证据”，尽一切可能搜集“次好证据”；五、保持与联合国赔委会的良好沟通，在更多的理解中运用索赔技巧、把握理赔机会。
　　联合国赔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国际级的索赔专家，他们中有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等。250个问题递交之后，大约需要十个月的时间，索赔专家们才能形成专员报告书，提交联合国赔委会理事会。
　　2001年5月1日，徐朋和拉普安先生进行第二次会谈。他们表示理解中建在伊拉克损失的特殊情况。譬如，按联合国有关规定，有形资产的损失要按1990年底账面资产的净值计算，而中建按快速折旧的方法，到1990年已无净值，与这些设备的实际情况区别很大。同去的王立同志说明了这些设备都是1984-1986年间购置的，中建已请安达信咨询公司重新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已附在索赔书后了。王立进一步强调，战争爆发前中建将部分设备运回国内，至今已有十年，仍在使用。拉普安先生表示这些情况十分重要，希望中建提交部分仍在国内使用的设备图片和资料，将这一情况单独做一份报告提供专员小组。
　　一个公司能不能经受住战争索赔的考验，是对其管理水平的检验，这种检验的全面性、全过程性能折射出承包商的管理水平和国际从业经验。对伊拉克战争索赔，是由一次战争引起、由联合国主持、长达十年的漫长索赔，这对进入国际市场仅20年的中建是第一次，因此得到了历史性的锻炼。特别是王立、梁兆阳、宋彦明、曹小明、啜志海等同志，他们几乎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索赔经验，这对中建及中国涉外建筑企业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徐朋第二次与拉普安先生会谈后不久，反馈回来一个很好的消息，由于一些公司迫于伊拉克的“黑名单”压力，纷纷退出了索赔，联合国将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尽快支付获赔公司的款项。2003年3月20日，经联合国总部汇来的3785.00万美元战争赔款到账，获赔率为中国公司第一，也超过了大部分欧美公司。

海湾战争简介
　　1990年8月1日，伊拉克与科威特围绕石油问题宣告破裂。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很快占领全境。
　　1990年8月7日，美国军队开赴沙特阿拉伯。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同年2月28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