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什么会出现男性形象缺乏厚度，缺乏立体多维的观察视角，尤其是缺乏对英雄人格的塑造，缺乏具有足够振撼力与感染力的男性人物形象？这与诗经的创作主体，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心理都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文学的黄金时期。 女性依然保留其天然的审美的高贵与神圣，这一切都令男性形象黯然失色，造成了独立充实的男性人格的空位与缺失。 中国文学中的这一部分男性形象群体并不光彩，他们既无法给自己所爱的人以幸福，又不能在男权社会中成为真正的强者，他们是男权社会滋养出的一群怪胎。
【关键词】：《诗经》；男性形象；缺失与空位

《诗经》中洋溢着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同情与怜爱，赞美与追求，而男性形象与之相比却显得苍白与单薄了。《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社会大百科全书，是对人生世象，社会百态，是非因果，七情六欲的综合反映，为什么会出现男性形象缺乏厚度，缺乏立体多维地观察视角，尤其是缺乏对英雄人格的塑造，缺乏具有足够振撼力与感染力的男性人物形象？这与《诗经》的创作主体，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心理都有密切的关系。

《诗经》的主体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十五国风。国风是根据各地的民歌搜集整理而成，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创作主体应当是各地的人民群众。他们身处社会下层，对现实看得最敏感也最深刻。他们无须担负什么社会教化与政治传声的职能，他们最关注的是自己的家庭，是生活中丝丝缕缕的爱情、亲情与友情。他们创作的诗歌内容质朴充实，情感真挚丰富，是性灵之物，神来之笔，也是社会实录，时代掠影。既然如此，这些诗篇中的家庭成份，生活气息也就尤为浓重，它不像英雄传奇作品以塑造英雄形象，虚构传奇故事为主要任务，也不像规模庞大的的历史著作以展现宏观历史，演绎时代浪潮为特色。它是一部平民的艺术，一部老百姓自己的传奇，不需要惊险与刺激，热闹与喧腾，不需要才子佳人的超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文人墨客的矫情造作。虽不沉重却有力量，虽不跌宕却很精彩。“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确实只有平民的艺术才能实现此种平淡之美，清水之纯。在家庭，在婚恋生活中，女性形象是不可缺失的，这就从取材的逻辑上决定其不可能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故事般回避女性形象，有意制造女性形象的缺失与空位。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存，婉约与敏感使她们天然地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与养料，而男性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性与实用性使他们缺少成为审美艺术作品抒情形象的先天条件。男性的形象往往要通过抒情女主人公细密敏锐的心理路线展现出来，或是作为陪衬被动地展现女性形象而仅仅成为一条线索，男性形象仿佛是女性用柔密的线条精细织出，特别是征夫形象，始终是与家庭，妻子密切相连的。由于国风的创作主体来自民间，所以也使得其中男性的小民化特征非常突出，厌战之作，若役之诗，刺虐之词，怨吏之言，怀乡之句，无不透露出小民的悲哀与呻吟，这里不是艺术家们幻想的伟大人性滋生的沃壤，这里是现实的沟壑，是芸芸众生，升斗小民宿命的劳役。当然，《诗经》中也不乏对于上层人物和伟岸男性的描绘，但上层人物往往如《召南·行露》中强娶民女的卑鄙与《邶风·新台》和《鄘风·相鼠》中乱伦无耻的荒淫。至于《王风·黍离》与《魏风·园有桃》等遗臣之诗，则又显得忧郁伤感，如日薄西山的苍老。《郑风·大叔于田》与《齐风·卢令》是难得的描写英武男儿的诗歌，但可惜流于外在的表现而缺乏对人物形象的深度开掘，显得单薄且缺乏振撼的力度，无法张扬出英雄人格与男性的魄力。

从《诗经》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它产生于封建礼教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诞生以前，在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生活的时代《诗经》就已经广泛地在社会上传承与播布了。虽然在男权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对女性的不公正制约与社会伦理钳制，但总体来说却没有后来的严重与残酷。女性生存状况相对而言比较自由，社会空气质朴淳和，保留着一些蒙昧时代的可爱与敦厚，中国社会还未陷入“酱缸文化” ②的深渊而难以自拔。故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大胆与开放是古典时期的其它时代所不敢企及的，女性的自由放歌与对爱情婚姻的大胆歌颂与追求也是其它时代所罕见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出现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相比相形见绌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文学的黄金时期，其影响流泽千古，甚至于在后来男性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利的两汉魏晋时期，依然有不少文人墨客仿效女性口吻以闺阁之事讽喻时政，抒泄积郁。

《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雎》被称为是“开宗明义”，虽然未必如儒家学者所解读的这般玄妙，但这一篇的章法句式和思想内容确实可以成为《诗经》的一篇代表性作品。从中体现出来的对于女性的尊重与肯定，可以作为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代表图式，男子对采荇淑女的追求，其心意之诚挚，欲望之强烈，举动之端重，仰慕之纯洁，让人依稀看到远古先民们女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的余绪。即使如《邶风·谷风》中的弃妇，也有过一段与丈夫“何有何无，黾勉求之”，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白手起家史。《卫风·氓》中的弃妇则更显示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与刚毅。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弱者，在《诗经》的时代虽然也无法逃避整个社会运行体制的不公正待遇，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女性的价值并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片面评断，女性依然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她们还能在《鄘风·柏舟》中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呐喊。女性依然保留其天然的审美的高贵与神圣，这一切都令男性形象黯然失色，造成了独立充实的男性人格的缺失与空位。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对《诗经》中的男性形象得出整体的认识，了解到两性形象塑造的社会根源。现具体分析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男性形象。

《诗经》中男性形象的类型也比较多样。有追求恋人的，有征夫行役的，有小吏怀怨的，有荒淫无耻的，有苦役抗暴的，有思乡怀故的，有旧臣遗老，悲缅故国的，有负心薄幸，始乱终弃的，也有描绘男性英武形象的，还有描绘民间普通夫妇生活中的男性形象的，虽无女性形象的丰满厚重，却也独有其艺术魅力。

作为追求恋人的艺术形象，男性多作为一种抒情主体而存在，主要是为展现女性之美与追求之苦。《周南·关雎》中的男性形象是可爱的幻想家，他对“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辗转反侧”，可谓坐卧难眠，其思慕之切可见一斑。但他却并未有非分这想，只是愿“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一个可亲可爱的理想主义者跃然纸上，而《周南·汉广》与《秦风·蒹葭》中的男性却是忧郁失望的，显然他们的求偶没有成功或者他们面对佳人而无追求的勇气，故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而“逆洄从之，道阻且长，逆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虽然情绪低落，但淳淳的真情依然让人感动，这就不像《召南·行露》中的强横男子，采用强硬手段要聘娶有夫之妇，其丑陋嘴脸遭到控诉与批驳。《召南·野有死鹿》中的猎人是多么的潇洒与幸福，他以猎物获取了佳人的芳心，“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种山民的恋爱，古拙而又大方。《邶风·静女》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是当时的都市小资恋曲了。男主人公“搔首踟蹰”的傻劲和静女“爱而不见”，“贻我彤管”，“自牧旭荑”的调皮相得益彰，而女性形象则更为突出。《卫风·木瓜》中的男性就很聪明，他善于捕捉女性的暗示，抓住时机，投桃报李，脑瓜子其实一点也不木。《郑风·将仲子》塑造了一个大胆的男性和一个胆小的女性。男性仲子大胆地逾墙相见，女性则害怕父兄不依，邻里闲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社会的道德批判多是指向女性的，她自然也无可奈何，这是社会抛给她的苦果。从这些恋爱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多彩的人性，如要对男性形象进行概括，则有老实憨厚的，有精明能干的，有理想家、有失意者、有越墙偷情的，也有强娶硬聘的。总的来说，它是在歌颂恋爱的双向选择，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生活。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③，但最终也有可能“信誓旦旦，不思其反”④。恋爱的甜蜜与婚姻的悲剧并不矛盾，《诗经》中也并不乏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弃妇诗。女性命运的悲惨是由男性行为的不光彩造成的，这是对男权社会的控诉，是女性的悲歌。从《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中男性的负心薄幸到《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懦弱屈服再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的卑劣无耻，中国文学中的这一部分男性形象群体并不光彩，他们既无法给自己所爱的人以幸福，又不能在男权社会中成为真正的强者，他们是男权社会滋养出的一群怪胎。面对女性，他们有先天的优越感，他们有权主宰女性的进退荣辱，却又连自己的情感与进退都无法掌控。他们是家庭中的暴君、昏君，享受着先天赋予的权利又无法掌控家庭之舟的舵，最终造成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的悲剧，也是男性的伤痕。

当然，《诗经》中也有夫唱妇随，夫妻恩爱的作品。《郑风·女曰鸡鸣》中这对夫妇的床头絮语，便让人羡慕。妻也温存夫也知心，蜜语甜言质朴真实。这是《诗经》中难得的让人感佩的男性形象，是一个懂得善待家人，品味生活的男性形象。虽无《郑风·大叔于田》中的叔和《齐风·卢令》中的猎人般的孔武彪悍，但性格更加丰满且富于人情味，是真正成功的一位值得歌颂的男性形象。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⑤

这如果是对恋人的取宠并不稀罕，但对夜夜同床共枕的妻子能有如此的体贴与感戴，实可为千古家训了。

《王风·黍离》塑造的是一个遗老旧臣形象。国风中的庙堂之悲本不多见，因为老百姓离宗庙社稷还是太遥远，这些上层人士的感伤或许也不是他们能够体会的。这个遗老是一个末落感伤的男性形象，代表着一种逝去了的力量，一种被历史车轮无情碾碎的绝望。一种时代变迁之后的彷徨与无措。“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既是天问，也是人怨。如此浩然的绝望在《诗经》中亦属罕有。他同时也是男性形象中忧患意识，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是男性所承载的忠君爱国职责的悲情上演。

如果说遗老之作显得太过苍凉末落，那么，像《郑风·大叔于田》、《齐风·卢令》这样的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则英姿勃发，气概昂扬，充满向上的激情，是一组活力四射的特写镜头。

当然，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来自社会低层的控诉与哀告，是如《周南·卷耳》、《邶风·击鼓》、《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征夫思妇之作，是《邶风·式微》、《王风·兔爰》、《魏风·硕鼠》里徭役重税之苦，这里面的男性形象或寄托于女性的孤情与思念，或充斥着呻吟与反抗，体现着男性社会性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他们艰难处境与苦难生活。女性在夫权的压制下不得翻身，而他们的丈夫同样身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到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是悲剧。《邶风·击鼓》写得很有特色，它不是通过家人的口来叙述丈夫，而是通过征夫的口来控诉战争，表达对家人的思念。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⑥

这又是一个足以让人为之深深感动的与难过的男性形象。那如泣如诉的话语，就像是在心中淌流的泪水，在眼角滚动的鲜血。这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与生命情怀令人流泪，令人沉思。这是一个刻画得较为丰满且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男性人物形象，与《郑风·女曰鸡鸣》一个是战争悲剧，一个是生活情景剧，堪称双璧。

人民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因为那些统治者的荒淫无道，穷奢极侈。“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挑起事端发动战争以成就王霸之业，于是造成了“凭君莫话封候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状。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挥霍与豪奢，残酷地吮吸着老百姓的脊髓与血液。在《诗经》中，《邶风·新台》、《?风·相鼠》等就属于揭露统治者荒淫无道的作品。人民把他们比做癞蛤蟆和老鼠，这是诗经中最不光彩的男性形象，是最丑陋最恶毒的嘴脸。

以上对《诗经》中的男性形象作了简要分析，他们既是历史的时代的产物，生存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同时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具有古今一脉共通的思维与情感。研究分析数千年前的人性人情，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同喜忧、共哀怒，同时观照自己的性情，我们会得到情感的陶冶与升华，获益匪浅。

注释：

①《伦语·八佾》，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③余冠英注译：《诗经选》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④余冠英译注：《诗经选》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⑤余冠英译注：《诗经选》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⑥余冠英译注：《诗经选》第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参考文献：

[1]余冠英译注：《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2]任自斌，和近健主编：《诗经鉴赏词典》，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4]郁贤皓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