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新环境
---劳改农场
从农村来到劳改农场，对母亲来说，是一次对新环境的挑战，也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
母亲和我们刚来时，先到达地方是个新建就业农场，也是劳改系统的分支，它的被管理对象是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也叫农业工人，简称“农工”，这些人大多是国民党战俘，还一部分是刑事犯罪、这些人员刑满释放后，按当时的政策，留场就业继续接受改造，但他们与劳改有着本质区别，犯人是强制劳动改造，集中管理，有武装看押；就业农工就不同了，相对自由许多，他们拿国家工资，可带家属，同干部家属一块生活，后来政策逐步放大，基本上视同于国家正式工人。逐步取消改造的内容，工人和干部也没有明显区别，
场子也成为建设性的农牧场。
劳改农场是个特殊的单位，环境也与社会有较大的差别；它既不象城市，也不是农村，当时一般都建在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的人员构成也很单调，基本上就是两大类；一是管理人员、也叫管教人员，，大多来自转业军人，都是国家干部，后来才改为人民司法警察、统称为公务员，另一类则是被管理和被改造人员；包括在押的刑事犯人和以上所说的刑满释放人员；这两大类人员都来自祖国的各地，相对南方人多一些。
劳改农场对外一般称呼为xxx农场或xx牧场，其实在内部分有几支队 、大队、中队或叫作业队……，当时的内部编制对外是不公开的。
我父亲大多在就业农牧场，从事就业农工的管理和改造和建场工作，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在就业农牧场生活。
我母亲来时，劳改农场的环境很艰苦，因是刚刚建场时期，干部流动性比较强，父亲经常被派到各地、从事建点工作，他调到哪里母亲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在后来的记忆中、模模糊糊记得几年内呆过好几个地方，什么老母山、满达、巴达尔湖、保安昭、繁殖站等等，有的是总队，有的是支队所在地、有的是大队或中队，不管是到那个地方，条件都很差，办公场所相当简陋，多数地方没有家属房，一般都借住附近老乡家，而且都是南北炕，甚至住在一个炕上，是后来才现盖的简易家属房；他的外形类似于延安的窑洞，先挖一米左右深的地坑，上面用捆好的苇子，扣上一个拱形的屋顶，所以人们管它叫“苇弓房”，这种房子、虽说能抗寒，但常年潮湿而不通风，很少见到阳光，如果放到现在根本无法居住，记得我们一住就是好几年，不过在当时，房子虽简陋，一家人能单独住在一起 ，也是很幸福的。
母亲来到新的环境后，所到之处接触的人也都各不相同，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生活习惯和说话口音等都有很大差异，这给我母亲生活增添了很多困难，最难的语言上的不同，母亲根本就不会说汉语，也听不懂，但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交流，语言不通不行，办事语言不通也不行，对于一个来自山村的母亲、当时的处境是可想而知。
所有的一切变化，母亲都要必须面对，为了生存、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母亲必须尽快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新的东西，这对母亲来讲是她一生中的一道难关和新的起点。
母亲来到劳改农场后，虽说环境的变化给她带来很多困难和不便，但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母亲来自山村，见识和经历不多，但从小就在困苦中长大，多少也见过一些生活场面，应对新环境虽说难，但会随着时间慢慢好起来，可是有一件事，也是母亲常常说起，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也是母亲一生中所遇到的一大灾难……
在母亲刚刚来到劳改农场不久，就有了我二弟，不幸的是，在母亲座月子时，同时得了两种疾病，一个风湿病，另一个是气管炎；风湿病、使她腰腿疼痛，折磨了她好久，后来经四处求医，花了不少的钱，才得以好转，据说是一个懂得蒙医的喇嘛给治好的，不过那位喇嘛也把我母亲解放时分给全部家产--金银首饰、全都给拿了去，但不管咋说母亲还是消除了一个病痛，也算万幸，还真的感谢那位喇嘛。
风湿病好了，可是气管炎这个北方的顽症，却一直伴随了我母亲一生，给她增添了极大的痛苦，虽然经过长期治疗，用尽各种办法，还是没能去根，最终也正是是这个顽疾夺走了她的生命。
母亲就此、曾多次埋怨过父亲，说是父亲在母亲做月子时给作的饭菜太咸而造成的，其实也不一定全是爸爸的的错，那时条件很差，无论是吃的住的及医疗条件都不行，再加上北方天气寒冷，在月子里得病是很容易的事，被母亲赶上也真是不幸。
母亲来到新的环境中不久，无意中得了一个不能彻底根治的疾病，这给母亲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她除了与疾病作斗争外，还要承担沉重的家务，在劳改单位呆过的人都知道，劳改单位的工作历来都很紧张，也很十分辛苦，那时的劳改工作要比现在更是艰难，再说那时候的劳改干部也很少顾家，家务活基本上都是女人来做，我父亲又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对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一心为公，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放到了自己的工作上，他压根就不懂得什么是家务，更谈不上帮着干家务活，如果不是母亲伺候他，他恐怕吃饭都是个问题。我们做子女的后来都知道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母亲一边要照顾好父亲的生活，还要关照好自己的孩子，做饭、洗衣服，做衣服、做鞋……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母亲很能干，很忙、也很累，有时偶尔埋怨父亲几句外，始终尽自己一切努力维护和照顾着自己的家，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按那时的话讲：叫“不拉干部的后腿”。父亲没多少文化，是个典型的“大老粗”干部，性格也很急躁而粗暴，但工作不断取得成绩和进步，经常得到上级赏识和重用，每次建立新的劳改场所时，几次都是派父亲打头阵，后来担当了几十年的基层领导干部，这除了父亲自己的能干外，应该说至少有我母亲的一半功劳。
母亲刚到劳改农场时候，我年龄还小，对那时候的人和事没什么印象，有一些记忆也是模模糊糊，只是后来听母亲讲、听别人讲及后来自己所掌握和推断，写了母亲刚来劳改农场的、一个不完整，也不很具体的片段，实在是写不出太多……
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母亲到劳改农场后，母亲在新的环境里得到了充分的磨练和考验 ，她由一个单纯、朴实、善良、年少的普通蒙古族家庭妇女，在既没有文化，也不懂汉语的情况下，她接受了不少新思想的熏陶和教育，也积累不少生活经验，逐步成为一个纯粹的劳改干部家属，也为她以后要面对的、更加艰难的人生旅途和挑战新生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点在母亲后来的故事和事实中，也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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