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哪个阶层犯罪率最高？官方没有统计。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分散的公开报道，大体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回答。

中国的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

1）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2）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3）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在职的专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2）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以上两个统计数据，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吞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我们国家的“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

2009年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2009年1月7日，中国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2008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2009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

如果人民公仆已经成为社会最大的犯罪阶层，人民会怎样，谁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牌坊和幌子还能打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