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难蜀父老》，使者有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1] 非常之人做成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变现非常之功，这个逻辑推导干净利落，令人信服。

同治五年十月，曾国藩对湘籍小老乡陈湜说过这样一句话：“阁下英年气盛，自思锐志有为，然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 [2] 应该说，曾公此语能够囊括百分九十九的范例，但依然会网漏吞舟之鱼。

那条逸脱的“巨鲸”即左宗棠。他被公认为成功者中的大拇哥，可是他从来都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其静气至足，故其底气至厚，四十岁犹为布衣而不改常度；其信念至牢，故其魄力至大，披荆斩棘，一往无惧；其实学至富，故其军政才能至强，应对艰险局面游刃有余。

细究左宗棠不可复制的传奇一生，其待人处世的方式、接物办事的作风无不迥异于先辈、同辈和晚辈，按理说，以左公“婞直狷狭” [3] 的性格，在中国社会是很难混出名堂的，更别说征服四方，然而他让所有观众看到了一场“完美的魔术”，将微乎其微的可能变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左宗棠说：“给我一个时机，就可以建立伟业！”阿基米德至死也没有得到那个子虚乌有的支点，左宗棠却有幸在年近五十岁时得到了他想要的时机，此后二十年间底定东南，澄清西北，收复新疆，战功为晚清第一。

薛福成著《庸盦笔记》，喜欢记载异闻，讨论因果，好持“功名乃先天所定”之俗论。书中有一则，说是左公早年梦见自己一生遭际，嗣后从江南到漠北，从参佐戎幕到立功绝域，所历之境，皆得印证，一一吻合。“及关陇肃清，议者皆谓新疆地势辽远，转运艰难，颇以进取为疑。而左公慷慨出师，无少顾虑，盖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获，一第之荣，莫非前定，而况奇勋伟业如左公者乎？” [4] 左公的自强不息竟是得益于年轻时那个离奇梦境的提示，这靠谱吗？但凡浏览过左公书信、奏稿、诗文的读者都会对此不以为然，一个人奋斗三十多年（包括幕僚时期），要战胜层出不穷的艰难困苦，区区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是鸡脚撑不住象腿的。痴人说梦容易，长期实干才难，左公堪称世间不可多得的实干家，长年积累和钻研的经世之学使之如虎添翼。相比薛福成的异梦说，胡林翼集杜甫诗句而成的那副对联，“所向无空阔，一心成大功”，更接近左公的信念和胆魄。

《淮南子》以妙理教人：“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劳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饶也。由此观之，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名可务立，功可强成，故君子积志委正，以趣明师，励节亢高，以绝世俗。” [5] 置于今日网络时代，此理恐怕难以成立，置于晚清时期，此理依旧可信。相比沿海各省，以及直隶、河南、湖北、四川，道光、咸丰年间，湖南确实应归于瘠地之列，苦人甚多，劳人甚多，有心人甚多，忠悫辅以矫激，义勇佐以坚毅，如此则大功自可强成。在湖南人中，左宗棠始终是“最特殊的那一个”，年近古稀高龄，依然要率军收复新疆，他的霸蛮至此达于峰值。白首临边，碰运气则很可能碰不到运气，他要充其睿智、布其强力于所从事者，百折不挠，抵于大成而后已。

世间有侠之小者，也有侠之大者。或以杀人为目的，或以救人为职志。李白的《侠客行》壮句照眼：“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如此侠客，赛似霹雳闪电，若只是快意恩仇，无论他事后深藏与否，仍然只算侠之小者。朱亥则不同，他助魏公子无忌椎杀晋鄙，夺取虎符，破解邯郸之重围，拯救赵民于水火，使万千生灵幸免于涂炭，堪称侠之大者，乃是功可强成的典范。较之朱亥，左宗棠更是侠之大者中的翘楚，当整个国家陷于内忧外患的流沙之中苦苦挣扎时，他挺身而出，所拯救的生灵何止百万千万，所收复的疆土何止百里千里。

功可强成。左宗棠强在其霸气老而弥满，其雄健不可企及，其以实心、实学、实力打硬仗、恶仗、大仗的胆魄难以匹敌，强在其遇强更强的心劲能够超长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