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天津《今晚报》2015-11-25）

善    意

 

    三十年前，史泰龙主演的好莱坞大片《第一滴血》曾令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血压急剧飙高，参数濒临爆表。

 越战幸存者兰博退伍回国，绕道探望昔日的战友，获悉对方患癌去世的噩耗后，情绪低落，神色郁闷。在小镇上，兰博踽踽独行，与霸道警长狭路相遇，后者故意找茬，竟将兰博当成流浪汉，抓进警局，滥用私刑。即使有警员查明兰博是国会勋章的获得者，是劫后余生的战斗英雄，霸道警长也没打算奉还给这位特殊身份的“流浪汉”一丁点尊严和回旋余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兰博的小宇宙瞬间大爆发，他使出浑身解数，杀出一条血路，最终把高山变成了坟场，将小镇夷为了废墟。

 影片中，那位霸道警长的表现堪称强横、执拗、愚妄、刚愎，他亲手导演了这场噩梦般的悲剧，为祸之烈，令人发指。任何悲剧都有其远因和近因。这场悲剧的远因耐人寻味，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严重扭曲了兰博的心理；近因则彰明较著，霸道警长滥用公权，缺乏善意。就算兰博不是战斗英雄，不曾获得过国会勋章，千真万确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难道霸道警长就可以罔顾法律，肆意践踏他的人权？影片《第一滴血》能够在全球产生轰动效应，可谓瞄准了观众的心理节点，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各国公民仍然痛感社会正义不张，善意奇缺。兰博以其美军特种兵顶尖高手的种种“必杀技”撂倒那些盲目盲心的追杀者，观众大呼痛快，没人将他斥为嗜血狂魔，倒是有不少人将他誉为孤胆硬汉。完全可以这么说，兰博代表的是社会上一大批饱尝不义不善之苦的受害者和被逼至悬崖边的抗争者，其泄愤的方式愈显暴烈，观众就愈觉解气和过瘾。

 时至今日，科学进步有目共睹，网络信号无缝对接，然而这个世界仍然很不完美，贫困、猜疑、争斗、厮杀、不解之仇和恐怖袭击令它千疮百孔，险象环生。善意之不可多见、不可多得，竟如同石山上的巨木、沙漠中的淡水。我们揭开任何一部悲剧猩红的帷幕去放眼打量，都会发现相似的剧情：善意要么缺席，要么失踪；人性要么扭曲，要么撕裂。

 曾记否，2004年2月中旬，云南大学高年级学生马加爵在三天之内用石工锤残忍地杀害了四位同窗室友，然后畏罪潜逃，从云南遁往海南。马加爵漠视生命，远因是他的心理从小遭受压抑，缺乏专业人士的及时介入和多方疏导，近因则是室友吝惜善意，反复挫伤他的自尊心。当怨恨情绪累积到无以复加的临界状态时，就会转化成不可逆转的杀机。距离大学毕业只差一个学期，眼看就要熬到头了，这名大四学生却在绝望的沼泽中愈陷愈深，同学的生日聚会将他“定点排除”，遂令其理智彻底崩溃。深夜里，他怒举石工锤，一次又一次狠狠地砸向室友的脑袋。临到枪决前夕，这位农家子弟终于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句催人泪下的哀叹：“这身囚服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马加爵匮乏的岂止是金钱，还有人间不可或缺的关爱。善意原本可以轻舒猿臂，救下五条鲜活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它在不应缺席的时候缺席了，在不该失踪的时候失踪了。某些专家采选这一典型个案反思中国教育的滑铁卢，却避重就轻，将人性扭曲和社会环境变异撇在一旁，捣鼓出来的结论苍白如纸，竟然是“大学校园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亟待加强”。

 两千多年前，中国圣哲就极力标举善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句句善言均为仁爱大张旗鼓，可是在漫长而黑暗的专制时期，善言善意落在实处的时候不多，历史的常景就总是泪流成海，血流成河。

 即使在和平时期，培养善意也是一项希望工程，任务极为艰巨，须从个人做起，须从细节做起，既要自上而下，又要自下而上，倘若任何一个重要环节受阻或被黑，戾气就会疯狂反扑。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社会戾气仿佛触火即爆的瓦斯，其杀伤力难以估量。

 善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无法用真金白银购买到，它要求我们将心比心，将心贴心，将心印心，将心暖心，将心换心。不问能力强弱，不问官职高低，不问名气大小，不问家底厚薄，不问事业成败，只问善意之有无和多寡，人与鸟人的全部区别，在此不在彼。